关门捉贼的战例　

　　袁绍围攻公孙瓒　　　　公元199年，冀州袁绍包围了幽州的公孙瓒，公孙瓒数次突围，都被败下阵来，只得退回城里，为了有效抵御袁绍的进攻，公孙瓒下令加固工事，在城墙周围挖了10条壕堑，在壕坚上又筑起10丈高的城墙。同时，他还囤积了300万斛(音：狐，一斛约为5斗)粮食。果然，袁绍连续几年攻城，都无功而返。　　　　袁绍一怒之下，动用全部兵力加紧围攻。公孙瓒见情况不妙，急忙派儿子杀出重围，去搬求救兵去了。后来，公孙瓒的救兵来到，他派人送信约定：以举火为号，然后内外夹击袁绍。谁知，送信的人一出城就被袁绍的部下抓获，得知公孙瓒的计谋，袁绍便将计就计：按其约定时间举火，公孙瓒果然中计，领兵出城接应救兵，却遭到袁绍布下的军士伏击，大败而逃回城里。袁绍乘胜在城墙外挖地道，直达守城的中央。等一切准备充分，袁绍一声令下，大批袁军仿佛从天而降，对公孙瓒的军队发起猛烈的攻击，公孙瓒精心设计的防备倾刻瓦解。公孙瓒见败局已定，杀死自己的家眷后，自尽而亡。　　　　狭窄海峡中的大舰队　　　　公元前480年，雅典与前来进攻的波斯人之间进行决战。可以想象，占有绝对优势的波斯人打算在开阔的海面：包围雅典海军舰队，并将具消灭。这样，按照雅典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十hemis10月kles)的计划，希腊人必须竭尽全力使海战在萨拉米斯与阿提卡海岸之间的狭窄通道单进行，以使强大的波斯海军无法充分施展，问题在于如何诱使波斯人占那里作战。　　　　希腊入把舰队都集中到狭窄的萨拉米斯海道，但很快他们就顾虑重重。因为他们远离自己的航道，靠近优势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叮以说是背水一战。如果波斯人将岛两边的通道堵住。整个希腊舰队就落入陷阱。储备是：有限的，希腊人遭到包围，也没有希望得到援助，闷为外面只有少数几艘希腊战舰。这吋不断有新的呵怕的消息传来：如阿提卡被.亏.雅典的高筑堡垒被烧毁。一些：希腊船只已经驶离。希腊舰队中要求撤离的呼声越来越高。几天之后，作战会议的多数成员便作出决定：撤离萨拉米斯海道。地米斯托克利的意见遭到否决。然而他胸有成竹。他秘密派使者去见波斯国王泽尔士(Xerxes，约前519--前465)。按希罗多德(Iterodot)的记述，使者向波斯国王转达：“在其他希腊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希腊统帅派我到你们这坚来，因为他站在陛下这边，两同交战.他更希望你们得胜。他让我告诉你们，希腊人充满恐惧，只想逃跑。你们只要不让他们跑掉，就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再说他们内部不团结，无力对你们进行抵抗……”使者转达完之后，就立即离去。“这一汁澡基本上是有充分依据的。”慕尼黑大学教授丸里斯蒂安.迈埃尔在他的作品《雅典》 .世界史的一个新开端中写道。他所说的这一一没有共体命名的讣谋，实际是第七计“无中生有”和第十三汁“打草惊蛇”两计的结合。泽尔士认为这个消息可信，尤其是因为它符合他的意图。因为他急于取得迅速而惊人的胜利。他不怀疑他会取胜。　　　　看来泽尔士并不谨慎小心。面对势力强大的我，希腊人能奈我何?而对即将到来的波斯人的袭击，希腊人已早有防备。凌晨，波斯人与准备好作战的希腊舰队相遇。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人是“以逸待劳”(第四计)，因波斯人整夜都坐在战舰的甲板上向部署的前线阵地进发。　　　　当波斯舰队在呐喊声中开过来时，希腊人仍然犹豫不定。这时第一艘希腊战舰与波斯舰艇相遇。其他战舰也都陆续投入了战斗。谁都不清楚，海战具体战况如何。也许是希腊人的战舰厉害，也许其部署也比较合理。“由于波斯舰队排列太紧，它们显然不断相互妨碍。”克里斯蒂安.迈埃尔写道。相对于陷入混乱的波斯人，希腊人则显得比较井井有条。他们借助舰艏撞角击中许多波斯舰艇，希腊士兵随之冲上甲板。波斯人丢掉了许多战舰和一大部分军队，特别是因为许多人不会游泳。希腊人毫不留情地将落入水中的波斯人打死。在9月那个日期不详的夜晚，希腊人成为萨拉米斯海战的获胜者已是确信无疑的了。　　　　对地米斯托克利把波斯人诱人萨拉米斯狭道这一计划，克里斯蒂安.迈埃尔说成是“一个机敏的计划，一个打破所有传统思维和想象的闻所未闻的战略，而它总体上要求大多数参与者对看起来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事要持有远见”。他用这句话对计谋的特征作了比较正确的评述，但对地米斯托克利不同寻常的作战计划却没有用计谋这个词。只有在说明地米斯托克利让人向波斯国王传递秘密消息时，两次用了这个词。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甚至可以说“粗浅”的计谋。但也许计谋就得是这样粗浅，才能为欧洲人所发现。纵观三十六计，地米斯托克利选择萨拉米斯狭窄海道作为海战战场，可以相当明确地归人第二十二计，这样看来，本计在早期欧洲历史上曾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　　　　俞大猷献计歼倭寇　　　　明嘉靖三十三年，倭寇组织2万多名武士，屯集松江拓林，在中国沿海一带肆意进行骚扰活动。倭寇选拓林屯兵是精心选定的。拓林临水，地势险要，舟楫战船进出方便，进兵陆路四通八达。　　　　明世宗闻报，遂派右都御史张经赴沿海剿除倭寇。苏松副总兵俞大猷向张经建议说：“倭寇势众，且占据有利地形。若强攻，倭寇必然乘船入海而逃。况且我军新集，恐力不从心。因此，我们应采取‘关门捉贼’之良策。先派兵守住倭寇的必经之路，再密令一支队伍插入敌后，断绝水路。倭寇入圈套后，我们前后夹击，势必破敌。”俞大猷的建议，深受张经的赞赏，遂命令俞大猷、邹继芳、汤克宽分兵三路，把守金山卫、闵港、乍浦，暂时按兵不动，又檄令永顺、保靖两军联合围剿。　　　　永顺军和保靖军按时到达，一声炮响，各路军马争相杀敌。　　　　俞大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明军围倭寇于江泾，斩杀2000倭寇，剩下的倭寇四散逃命。　　　　三河大捷　　　　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一时处于低潮。清军趁此千载难逢之机发动反攻。1858年，曾国藩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占九江之后，又乘胜攻下太湖、桐城、舒城等地，其前锋直抵三河镇。三河镇是通往当时安徽省会庐州的咽喉所在，一旦失守，庐州将难以保全。　　　　因此，太平天国若想在安徽立足，就要死保三河镇。　　　　太平天国青年将领陈玉成接到三河镇告急的文书，便率本部人马星夜赶往三河。在紧张的行军途中，他酝酿出一个关门捉贼的作战计划

。　　　　陈玉成率军首先包抄清军的后路，同时又命令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合捻军南下，切断李续宾部与舒城清军的联系。　　　　此时李秀成奉洪秀全之命率兵前来作为后援。太平军这番部署调动，形成了对湘军的包围态势，使李续宾部成为瓮中之鳖。　　　　湘军来到三河镇后接连攻占了太平军凭河而筑的九座砖垒，气焰十分嚣张。　　　　11月14日，陈玉成、李秀成开始夹攻李续宾的大营，双方展开激战。次日李续宾组织反击，一度冲破陈玉成的营垒。不料，当时大雾漫起，咫尺难辨，李续宾部如同隐入迷魂阵之中，不多时便被太平军全歼。　　　　陈、李合兵一处，全力攻打湘军阵门，三河守将吴定规也率军从城内杀出，把湘军团团包围。整个战线绵延二三十里，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湘军连失七座大营，被杀得溃不成军，终于败北。　　　　在这场战斗中，太平军歼灭湘军6000余人，击毙了包括曾国藩之弟曾国华在内的文武官员400人。李续宾走投无路，自缢而亡。曾国藩接到噩耗后，大受震惊，沮丧地说：“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　　　　相反，三河大捷使走下坡路的太平军重振军威。接着，陈玉成、李秀成乘胜追击残敌，再克舒城、桐城、太湖，解除安庆之围，扭转了太平军在皖北的被动局面。　　　　黄巢主动放弃长安城　　　　公元880年，黄巢率领起义军攻克唐朝都城长安。唐僖宗仓皇逃到四川成都，纠集残部，并请沙陀李克用出兵攻打黄巢的起义军。第二年，唐军部署已完成，出兵企图收复长安。凤翔一战，义军将领尚让中敌埋伏之计，被唐军击败。这时，唐军声势浩大，乘胜进兵，直逼长安。　　　　黄巢见形势危急，召众将商议对策。众将分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认为不宜硬拼。黄巢当即决定：部队全部退出长安，往东开拔。　　　　唐朝大军抵达长安，不见黄巢迎战，好生奇怪。先锋程宗楚下令攻城，气势汹汹地杀进长安城内，才发现黄巢的部队已全部撤走。唐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长安，众将欣喜若狂，纵容士兵抢劫百姓财物。士兵们见起义军败退，纪律松弛，成天三五成群地骚扰百姓。长安城内一片混乱。唐军将领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成天饮酒作乐，欢庆胜利。　　　　黄巢派人打听到城中情况，高兴地说：敌人已入瓮中。当天半夜时分，急令部队迅速回师长安。唐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呼呼大睡。突然，神兵天降，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长安城内，只杀得毫无戒备的唐军尸横遍地。程宗楚从梦中醒来，只见起义军已冲杀进城，唐军大乱，无法指挥，最后他在乱军中被杀。黄巢用“关门捉贼”之计，重新占据长安。　　　　沙俄被困雅克萨　　　　雅克萨是中国黑龙江省的一座小城，被沙俄军队无理侵占。为了收复失地，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光复台湾之后，组织了两次雅克萨之战，沉重地打击了沙俄的侵略野心，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　　　　清军在第一次雅克萨战役后主动撤出雅克萨。沙俄不甘心失败，又派托尔布津率领700人的俄军卷土重来。俄军再占雅克萨，康熙决定再次出兵。1686年，清军出动数千人，在萨布索将军的带领下开往雅克萨。　　　　清军依靠兵力众多的优势，包围了雅克萨，向托尔布津发出撤走的最后通谍。托尔布津认为自己武器装备精良，不仅不撤，反而向清军开火。双方打了四天四夜，托尔布津被炸死，俄军损失100多人。　　　　但是，俄军仗着工事坚固，火药充足，仍然负隅顽抗。为了避免伤亡，清军指挥官下令停止强攻，决定用关门捉贼的战术对付敌人。清军在雅克萨城外挖了壕沟，切断了雅克萨与外界的联系。不久，城内的水和粮食严重不足，饥饿时刻威胁着俄军的生存，伤病员一批批死去，到了年底，城中剩下的俄军只有150多人。沙俄政府派出使节乞求解除雅克萨之围，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1689年，中俄两国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签订了著名的《尼布楚条约》。　　　　赖文光痛歼清兵　　　　1864年7月，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陷落后，以遵王赖文光为首的太平军余部与张宗禹、任化邦领导的捻军联合，捻军实行太平军的兵制和纪律。从此，捻军摆脱了过去那种分散游击的状态，有了统一的集体领导，并且减少了步兵，增加了骑兵，战斗力较以前大大增强。　　　　清廷对于捻军这支东突西进的反清力量十分头痛，于是调僧格林沁郡王率蒙古骑兵前去追剿。1864年12月的邓州之战，僧格林沁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清廷又调集重兵给僧格林沁，捻军采取避实就虚的战略进军山东。僧格林沁认为捻军东走山东是因为粮草匮乏的缘故，便下决心穷追不舍，企图一战而胜。　　　　捻军牵着僧格林沁的军队在鲁西南回旋奔逐了三四千里，使僧军食宿无常，疲惫至极，有许多士兵劳累而死，就连长于骑术的僧格林沁本人也难以驾驭战马了。　　　　1865年5月18日，捻军预先将主力埋伏在山东曹州西北的大柳树林中，又以小股骑兵与僧格林沁主力遭遇后佯装败退来到大柳树林。　　　　僧格林沁违背孙子兵法关于“敌人奔北，必审真伪”的用兵原则，轻易进入捻军的伏击圈。僧格林沁几次率军突围皆被击退。结果，僧格林沁战死，他的马队6000余人被歼。　　　　在这里，捻军利用擅于进行流动作战的长处，与敌人巧妙周旋，疲敌劳敌，然后诈败诱敌，关门捉贼，终于反弱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