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说:“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说明对同一个人物的理解往往千人千面,因为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生活阅历、见识认知、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等固有的认知框架来理解文学人物的。对于同一个人物的不同理解,其实不过是自己的处境的折射而已。
其实评价历史人物也是很复杂的。不仅人活着的时候难以定论,即使死了,往往也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评价。所谓“盖棺定论”,只不过是一种美好愿望而已。而且,越是伟大的人物,在身后评价方面越是争论激烈。
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活着的时候,他一生奔走推广自己的学说却郁郁不得志,最后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抱憾而逝。在他死后却被神话起来,他的头衔也越来越大,最后被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他的形象越来越高大、越来越神圣。
但从近代开始,他成为社会改革需要首先打到的“拦路虎”。社会改革者打倒“孔家店”,一时间孔子又像生前那样沦落成为“丧家犬”“孔老二”
。近四十年来,孔子的形象再次正面、高大上起来,不过这次是以伟大的文化开创者的身份受崇拜的。走下神坛,孔子作为普通人一面的生活也逐步被揭示出来。现在关于孔子生平的书已经有很多了,可谓汗牛充栋,那么,李硕的这本《孔子大历史》,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现和思考呢?
孔子像一、知世故而不世故,孔子的智慧超出你的想象
在普通人心目中,孔子在政治上无所成就,主要因为孔子缺少世故圆滑,是个死守教条、不知变通的读书人。但事实上,孔子足够世故圆滑,在关键节点上就表现出来。
1、停母丧于“五父之衢”,倒逼孔家让他认祖归宗
据《史记》记载,孔子的父亲孔纥(通常称为叔梁纥)与母亲颜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关于“野合”的解释有很多,其实就是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而已,因为孔纥属于贵族家庭,阶层差距难以逾越。
在孔子出生之前,孔纥就已经去世了。颜徵在独自抚养孔子长大。在孔子15岁那年,母亲去世。
这时候,孔子的精明世故表现出来了。据《礼记》和《史记》记载,孔子母亲去世的时候,孔子想把她埋到父亲的坟墓里,但他不知道父亲的坟在哪里,于是把母亲棺材放到了大路“五父之衢”边。
五父之衢在鲁国很著名,是都城曲阜东郊外的一条大道,常举行集体活动。孔纥埋在曲阜城东二十五里的防山,五父之衢就通往那个方向。孔子家陬邑在曲阜城的东南近郊,也就是曲阜和防山之间。
孔子这个举动有点奇怪。别人问,就说是母亲死了,想跟父亲合葬,但不知道父亲埋在哪儿。但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父亲埋哪儿?而且,孔纥好歹也是有点名气的小贵族,打听他的坟在哪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所以,这背后藏着的问题或许是,孔子从小跟着单身的农妇母亲长大,他的生活跟孔家没任何联系。停丧不葬,而且故意停在大路边,是在制造社会影响,让孔家那边注意到他是孔家的血脉。
停丧的消息,加上一些暗示信息,通过适当的中间人辗转传了过去,孔家人就坐不住了。孔家一直人丁单薄,这时早没在世的男人了。于是孔家承认孔子,让他认祖归宗了。
其实,孔子就算自己去找上门去,孔家也未必不接受。但那样孔子就自己落于下风了,而且要跟外人解释很多。
制造这个公共事件之后,他再光明正大地认祖归宗,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绝对是一个事半功倍、消除隐患的举动。
2、放风要与阳虎余孽合作,倒逼掌权者主动向他伸出橄榄枝
在他五十岁那年,季氏家臣阳虎准备废“三桓”(鲁国的三大权臣之家),因失败而逃亡,在国外伺机杀回来。季氏家臣、费城宰公山不狃是阳虎的同党,割据费城对抗季氏。公山不狃向孔子发出邀请,要孔子来费城和他一起执政。
孔子也放出风去,要考虑去费城投奔“乱党”。他的学生子路感到不理解:您老不是一直讲尊卑秩序吗?现在怎么想跟公山这种叛逆混到一起?
孔子很认真地解释说:“现在公山不狃内外交困,处境不妙,他真缺一起干事的人。这是我的机会,真能干大事业的。西周乱了,周平王迁到洛阳重新立足,不是也把东周维持起来了吗?我到了费城,也能干出这样的事业!”
这消息传出去,让三桓坐不住了。但是,孔子怎么会去和公山不狃合作呢?如果孔子真的要合作,早就秘密出发了,怎么会放出消息来,却不动身呢?
这一幕和少年孔子把母亲的棺材停在大道上,倒逼孔家很像:先把舆论造出来,让对方不得不重视;同时请中间人疏通、斡旋,直到对方开出自己满意的价码。
于是,“三桓”中的孟懿子——他资历最老,年纪最大,当年又跟孔子读过书——出面推荐和保举孔子了,孔子如愿以偿进入鲁国高层,一路做到大司寇之职。
可见,到了有所作为的关键时刻,孔子决不是书呆子,他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智慧。
现在人经常说:知世故而不世故。若论世故,孔子是知的;但是,孔子有自己的标准,在很多触及他的底线的时候,他宁可不去世故。
这是孔子的伟大之处。同样是从政,有些政客是唯以权力为追求,没有底线,一昧地世故圆滑。譬如与他纠缠了一辈子的阳虎,就是这样的人。
曲阜大成殿二、不折不扣的厌女“直男”,传出南子绯闻实在委屈
孔子对女人,有句很著名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就是说,跟女人亲近了,她就胡闹、不规矩;跟她疏远了,就一肚子怨气。有很多人觉得这对孔子形象不利,对这句话各种解释。其实,孔子就是一个讨厌女人的“直男”。
1、孔子如何“厌女?
孔子身边不是没有女人:他自幼跟着单亲妈妈长大,家里还有个姐姐,成家后还有个女儿。但他和女人一直很隔膜,尤其是和妻子。
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孔子什么时候和夫人离婚。据《礼记》记载,孔夫人去世后,儿子孔鲤(字伯鱼)服了一年丧,然后有时还哭。孔子有次听见家里有人哭,问身边学生:“谁在哭呢?”学生说:“孔鲤啊。”孔子就说:“哎呀,这也太过分了吧!”孔鲤就不敢哭,也不敢穿丧服了。
朱熹在这里注解说:“伯鱼之母,出而死。”“出”是被赶出家门,孔夫人没死在孔子家里。孔夫人在外面去世的具体时间,都不清楚,大概是在孔子当官的那六年里。
孔子和夫人离婚后,没有再婚,也没小妾小老婆,晚年周游列国,一点牵挂都没有。在那个时代,绝对是另类人士。因为家境稍微过得去的人士,都要讨上一两房小妾。 好像离婚这事也有遗传性。从孔子开始,他的儿子、孙子,接连三代人都离过婚,所谓“孔氏三代出妻”。
孔子不是十全十美的圣人,他的家庭生活很失败,他那套“孝悌”家庭伦理学说也问题多多。究其原因,可能就因为他是个哲学家,而哲学是不能指导家庭生活的。
2、南子事件冤枉孔子了
对男女关系,孔子戒心更重。
孔子从小在农村里跟着单亲母亲长大,农村人没那么多上层人的道德忌讳(上层贵族也不是不乱搞男女关系,更有一套说辞而已),很多事情躲不开孩子。寡妇门前是非多,他对两性关系的排斥,大概从小时候就种下了。
他对男女关系的谨慎程度,远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普遍水准。比如孔子说,如果朋友的妈妈是寡妇,在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你不能到人家随便串门。 以前有人解释这句话,认为他歧视寡妇的儿子,认为寡妇的儿子不配做朋友。
孔子自己就是寡妇的儿子,怎么会歧视?这话的潜台词是,避免让人说你和朋友的妈妈有染。
总之,孔子一辈子都把女人当事业的绊脚石。所以,孔子见了一下南子,就传出绯闻,被学生怀疑,很生气,发毒誓:“天厌之!天厌之!”相当于今天说:“天打雷劈!”
作为一个厌女直男,被人拿南子的事儿打趣,确实是冤枉孔子了。
子见南子三、孔子被称“孔老二”,那么“孔老大”在哪里?
在某些批判孔子的时代,孔子被称为“孔老二”。那么问题来了:孔老大是谁呢?
不管在《礼记》《论语》这些可靠早期文献里,还是后来的各种史书乃至杜撰的孔子故事里,我们都找不到孔子和他哥哥打交道的任何记录。而且,孔子还表现得好像从来没有哥哥嫂子一样。
根据现有史料推算,他这个哥哥并没有早逝,因为《论语》还提到孔子给哥哥的女儿办婚事,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一个学生,说明哥哥至少是活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
如果这位哥哥死在孔子前面,就得由孔子主持料理丧事,但史书里丝毫也没提到。《礼记》对和孔子有关的丧事记载得非常详尽,连孔子给姐姐服丧都提到过,但唯独没有记载过孔子哥哥的丧事。所以又有两种可能:或者孔子没管他哥的丧事,或者孔子去世时这位大哥还在世。
《孔子大历史》提出一种猜测:孔子这个哥哥,是和他同母但不同父的兄长。他不可能认祖归宗变成孔氏贵族,一直在外婆家过农民日子;而且人品粗俗愚昧,孔子没法拿他现身说法,给学生们演示“悌”,索性就装作这人不存在。
人们的思想认识,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得来的。《论语》里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孔子这样说,很有可能是根据他的哥哥得出来的。“性相近”,如果是两个陌生人,哪里能相近?说不通。但如果是说兄弟俩就容易理解了:即使血缘关系很近的两个人,行为和教养也会有天壤之别。至于“下愚”,“下”是出身卑贱,社会地位低;“愚”是蠢笨,脑子死不开窍,和“上知”——出身高、有智慧的人正好相对。孔子这样说,或许就是出于对他哥哥的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
孔子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创造者之一,他的事迹材料往往被后人掺入大量的想像与臆造。虽然现在有大量的关于他的传记材料,但很多事情总是被有意无意地隐藏了。
《孔子大历史》这本书对于孔子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推测的成分,但作者通过对社会环境的描述,以及对细节的把控,却使人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人性是复杂的。我们如果不把孔子当作“天生圣人”,就没有必要回避孔子性格上的一些缺点,有时候这些缺点反倒让孔子的形象更可爱。比方说,被学生怀疑与南子有染,一着急竟然发誓赌咒,不小心流露出做人的真性情来。
所以,即使这本书对孔子做的这些判断成立,也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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