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流淌着汪曾祺怎样的文化情结？（上） 图片来自网络

在当代作家中，我最爱读汪曾祺的小说。

他的小说字里行间有书香味儿，有江南的泥土味儿。总觉得他的小说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是竖着写的，写在毛边纸上的，蕴含着浓浓的文化味。

他的小说语言平白如话，又给人一种无限回想的余味。

他的小说叙述总是那样客观，不偏不倚，好像用另一只眼睛在看在想。似乎一切都没有掺杂作者的观点和感情，而一切又都蕴含其中。

他的小说，有时读着读着就忍不住笑了。

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晚饭花》、《岁寒三友》、《故里三陈》、《幽瞑钟》……，读了想再读，每次重读都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和味道。

最喜欢读他的《受戒》。

《受戒》，故事很简单，一个出家的小和尚明海跟小英子恋爱了，差不多识字的都能读懂。

汪老把两个小孩子之间那种朦胧的爱意，写得那样自然，那样无拘无束，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美。

读完你还记得明海是个受过戒的和尚吗？

就算记得，你能接受小和尚明海和英子的恋爱吗？会觉得和尚很无耻下流吗？

我想很多人都不会计较明海的身份。

一篇《受戒》，他是按照世俗生活来写寺庙里和尚的生活的。把人们心中那个圣洁庄严的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与“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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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笔下的庵赵庄俨然一个自然纯朴的“桃花源”。庄中的荸荠庵是个佛教圣地。可是庙里的诸多人物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约束，和尚可以谈恋爱，还可以有相好的。二师父仁海就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都要来庵里住几个月。

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明海）的家乡出和尚。

和尚在汪老看来，和杀猪、织席子、箍桶、弹棉花、画匠等没有啥区别，就是一种营生，一种职业。

明海已经出家十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明海家田少，兄弟多。出家可以吃现成的，还可以攒钱。他，十三岁就出家了。

荸荠庵里主事的不叫“主持”，也不叫“方丈”，而叫“当家的”。“当家的”管着三本账：经帐、租帐和债帐。和我们现在村里的会计差不多，就是管账的。

佛教讲“五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戒酒，但荸荠庵的和尚就杀猪吃酒。

“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

荸荠庵里的和尚闲时还可以打麻将。三缺一时，就把“打兔子兼偷鸡”的叫上。

庵里的和尚可以到村里各家各户串门，而不是化缘。村里的人也可以到庵里找和尚们。小英子就常到庙里找明海玩。

出家和尚的住处应该称“庙”，尼姑住处称“庵”，可明海进的是“荸荠庵”，庵里住的是“和尚”。

在汪老的笔下，那个庄严、神圣的佛教寺院不见了，没有人研究什么高深的佛教理论，更没有普渡众生的宗教追求和情怀。明海出家不是为了追求佛教信仰，而是为了找一份差事（既可以吃现成饭又可以攒钱）。

一切都和我们世俗的生活没有两样。庵里和村里没啥区别。

佛教的神圣和庄严，在庵里就这样被琐碎的生活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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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戒》在《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发表的时候，却是惊到了很多人

。

因为1980年的社会很复杂。1980年以前，确切地说是1977年以前，中国还是个阶级敌对的社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汪老作为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1980年，刚要改革，还没有开放，社会上左的、右的、改革的、开放的各种思想都有。这时候主流文学是革命的、战斗的，《受戒》在那个时代氛围中，是不搭调的。

人们不明白汪老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东西? 甚至对他的小说提出质疑。汪老曾明确地说: “我们当然需要有战斗性的， 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进疗救的主义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些。我的作品不是， 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写的是美， 是健康的人性。美和人性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在荸荠庵里，明海与小英子炽热的爱情之火扫荡了冰冷的佛门清规；明海受戒的结束恰恰是破戒的开始。

一篇《受戒》，是一个处处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荸荠庵”。

汪老把佛教世俗化了，烟火化了。荸荠庵这个佛教外衣下，流淌的却是他骨子里所崇尚的儒道文化情结。

作者简介

蛐蛐菌：八小时以外，读书、思考、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