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西夏，对西夏影响深远的佛教，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西夏崇宗、仁宗时期是西夏佛教的兴盛发展时期，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佛教的发展，在那个时候西夏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佛教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据《天盛律令》记载，西夏管理佛教事物的最高机构是僧人功德司和出家功德司，属西夏中央政府机构上、次、中、下、末五个等级中的第二等级次等司，与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等重要机构并列。《律令》规定，两功德司各设六位国师、二位合管。此外，僧人功德司设四副、六判、六承旨；出家功德司设编祖提举六名，承旨六名。另两功德司各设二名都案，分别设六名、二名案头。功德司内之职概由僧人担任。地方和寺院的僧职，则有提举僧正僧副、僧监、僧判、僧录、检校，童行首领、知信等职。

西夏由国家提倡尊崇佛教，对高僧大德封赐名号，以示尊崇。见于西夏佛教文献的封号有帝师、上师、国师、德师、大师、大德、定师、法师、禅师等。西夏帝师之认定，系根据北京房山云居寺发现的明刊本，西夏时期译校、汉藏对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的汉文题款：“贤觉帝师”波罗显胜。由此知帝师之制，非始于元代巴思八。文献记载，西夏也实行对僧人的赐衣制度，如《天盛律令》规定：僧人赐黄、黑、绯、紫者，犯罪后可以减罪。西夏对僧民也实行严格的度僧和度牒制度。

西夏佛教兴盛，院遍态全境，见于文献记载的著名的如京关庆府的戒坛寺、高台寺、天夺、大度民守：贺兰山地的沸院、五台山寺、，以及今存双塔的贺兰山拜夺口寺遗址等寺庙群。河西走地区著名的夺有凉州护国守、圣容寺、圣寺，甘州卧佛寺、庆夺、诱生、十字夺等、这些寺庙大部分是西夏新建。也有为前代寺重建。夏天箱民安三年102年)由崇宗皇帝和皇太后令重建五年完工的凉州护国寺，碑铭中记载：“近自袭间、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寺遗迹，只橡片瓦，但仿沸有存者，无不必。“因此其时西夏“浮图梵刹，遍满天下”。

河西地区，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检林，东、西千佛洞酒泉文殊山万佛洞、昌马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等处都留下了西夏时期修清的石、壁画、供养人像、题记等。如根据20世纪60年代考察，西夏时期在敦煌莫高新开凿洞十七个、重修前代洞窟九十六个；安西检林盲重修洞十个。在各处洞窟中有大量的西夏时期的汉文和西夏文题记，记载了西夏僧俗人等朝山礼佛、诵经念咒，烧香求福以及修洞窟、清理积沙等善事的发愿文字。

西夏僧人的数量缺乏记载，从现存的文物文献资料看，如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铭》记载，崇宗时举行的一次法会上次“度僧三十八人”。仁宗天盛十九年(167年)印造西夏文、汉文经二万卷。乾祐十五年(114年)印造西夏文、汉文佛经五万一千卷。乾祐二十年(119年)仁宗在大度民寺法会上，散施各种佛经25万卷。后来在另一次法会上，恒宗母罗太后散施佛像、经卷17万帧、卷。另一次法会上，发愿“度僧：西番、番、饥三千员”，“敬斋僧：三万五百九十员”。前来受施者有信佛的俗人，但主要是僧人，由此推知西夏僧人数量之多。

佛教在西夏传播，影响深远，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有一部西夏文的《大藏经》，我们今天讲佛教，肯定离不开佛经，接下来的篇幅，我们就来讲讲佛经的故事。西夏时期境内流传的佛经，主要有西夏文、藏文和汉文三种文字版本。西夏从宋朝赎取汉文《大藏经》，同时也刻印汉文佛经。藏文佛经一般通过藏传佛教传入。西夏文佛经则译自汉文和藏文佛经。西夏译经始自建国之初的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由国师白法信主其事，其后有惠宗时期的国师白智光主持译经，至天祐民安元年(1090年)，前后持续五十三年，共译出三百六十二帙、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西夏译经底本，如依据宋朝的赎经，则可能是当时宋代刻印的《开宝藏》一种。

西夏译经的方法与规模也仿自中原王朝，设立规模宏大的译场，有严谨细密的分工。据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刻本译经图描绘的西夏译场情况：译场主持高僧“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端坐正中，前面桌案上置笔、砚、经书等物。左右两侧各坐僧俗四人，僧前俗后共十六人，称“相祐助译者”，他们分别负责记录、翻译、校核、润色等工作。图下部正中桌案上陈设供品，两侧为西夏惠宗皇帝梁太后及侍者。译经图反映了西夏译经规模之大及皇帝、太后亲临译场的隆重场面。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中，一部分经卷首载有译经者题款，一种汉译为：“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和“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另一种题款是：“德盛皇太后梁氏御译”和“仁净皇帝嵬名御译”。大明皇帝、仁净皇帝是惠宗和崇宗的一种特殊称号。现存西夏文佛经卷首载有译经题名者以这两种称号最多，说明惠、崇两朝是西夏译经的重要时期。

西夏到崇宗时期大体已中止了汉文佛经的翻译，转为大规模地校勘佛经。传世的西夏文经据题款标明多为仁宗时期所校。题款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惠宗时期译，仁宗时期校；崇宗时译，仁宗时校；无译经题款，记仁宗时校者；无译经题款，校经题款为仁宗敕令重校者。校经是利用不同版本的大藏经进行对勘。如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有：“奉护城帝敕，与南北经重校”之句。有的西夏学者认为“护城皇帝”乃仁宗李仁孝谥号，南经当指宋朝官刻本《开宝藏》，北经指辽朝《契丹藏》或金朝《赵城藏》。仁宗之后的西夏皇帝也进行过校经活动。现在发现西夏时期最早刻印的汉文佛经是夏天赐礼盛国庆五年(1074年)信徒陆文政私人发愿刻印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官刻则以夏人庆三年(1146年)雕印的《妙法莲华经》汉文佛经为最早。仁宗时期，特别是乾祐年间(110-193年)是西夏刻印佛经的最盛时期。桓宗与襄宗时期的汉文刻经现在也有发现。

西夏文佛经始刻印于何时，目前尚无资料证实。传世的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刊印于天盛二十年(168年)。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施经发愿文残页记载乾祐十六年(1185年)为仁宗皇帝乞福求寿事，说明仁宗时期已刻印西夏文佛经。西夏也盛行写经，因简便易行，故流传数量很多。据现存西夏文《佛说宝雨经》卷十木刻押捺文字所记，桓宗时罗太后令人抄写“番大藏契经一藏”，即全部西夏文大藏经，至少是三千五百卷用秀丽工整的书法写一过。西夏文写经传世很多，其中如光定四年(1214年)以神宗皇帝名义缮写的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在优质的绀色纸上用泥金书写，色泽鲜明，富丽庄严，为西夏写本佛经之精品。

佛教传入中原后形成的宗派同样影响到西夏佛教，现存资料可以印证，华严宗、净土宗、天台宗禅宗、密宗对西夏的佛教都有深刻的影响。就西夏文佛经种类而言，也包括了经、律、论三藏。据粗略统计，已发现的并收藏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的西夏文佛经近五百种，达一千卷以上。经藏是佛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藏分：宝积部、般若部、华严部、涅槃部、阿含部等，这几大部类佛经在现存的西夏文佛经中都能找到。如宝积部中《大宝积经》，汉译本共一百二十卷，已知西夏文经中有一三、一一六卷刊本断片，可知该经已全部译成西夏文。般若部中《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全经六百卷，国内外保存有大量的该经的西夏文写本与刊本，如北京图书馆藏一八至三五五卷中的二十一卷写本，敦煌文物研究院藏三十二卷刊本。华严部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六十卷、八十卷、四十卷三种都有西夏文译本，其中八十卷本国内外收藏总计有六十卷之多。西夏文佛经中有涅槃部的主要经典《大般涅架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华经》等，且后两种经传世的版本居多，还有泥金字写本传世。小乘佛经的阿含部中，《长阿含经》二十二卷也有西夏译刻本传世。

律藏是关于佛教戒律的著作，晋、隋、唐、宋高僧的汉译律藏《佛说生经》、《佛本行集经》、《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月光菩萨经》等也都有西夏译本。论藏是解释经义、论辨法相的著作。译自汉文经典的西夏文论藏有《大智度论》、《金刚般若记文》、《瑜伽师地本母》、《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等。西夏时期还翻译佛教流传东土后形成的经典，如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慈悲道场忏法》刊本九卷，有惠宗所制序文，西夏僧人慧觉集有《涤罪忏要门》。西夏时期刊印的汉文佛经，现在已见到的约有八九十种，最早是惠宗时期，尚未见有崇宗时期刻本传世，而以仁宗时期传本最多。也发现有桓宗、襄宗时期的刻经。

西夏时期境内还流传藏文佛经。黑水城、武威下西沟岘的西夏遗址都发现藏文佛经残页，但不一定是西夏翻译或刊印。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经已发现的有《圣八千颂般若波罗密多经》、《圣大明暗王随求皆得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等二十多种。译自藏文的汉文佛经有《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圣在乘胜意菩萨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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