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许多病人称呼您“救命先生”，还有人说您是“当代张仲景”。现在人们对中医的态度非常极端，要么是庸医，要么是神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李可(以下简称李)：救过一些人是事实，但“当代张仲景”的称号绝不是我们这种凡夫可当的。我本是一介山野村夫，成天和农民滚在一起，特殊的环境使我所学甚杂，内、外、儿、妇、五官、皮肤各科均有涉猎。

所谓庸医，其实就是现在学院派的中医离开现代手段不会看病，不懂得望闻问切，连省级中医院的病床前也吊满了输液瓶，这些人能叫中医吗?一家大型中医院的院长请我去他那里，我说如果你办一个纯粹的中医院，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你，结果他不敢吱声了。

至于说神医，那是因为人们不了解中医。擅治急症是中医学固有的传统，历代不乏“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的高手，时下世人皆视中医为“慢郎中”，这是中医的奇耻大辱。

《南》：您是怎么学习中医的?

李：60年代，我最早在民国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里看到四逆汤能治27种病，受到启发，30年后才知道，左是引用清末火神派始祖郑钦安的观点。后读民初实验系统医学派创始人彭子益的遗著，从此入医圣张仲景之门，奠定了“肾气与中气”为人生命之两本的认识，牢记：生死关头，救阳为急。

《南》：彭子益的书当时并没有正式出版，您是怎么接触到的?

李：1967年，一位中医朋友也被批斗，他被抓之前交给我4本麻纸的小册子，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圆运动的古中医学》中的4篇。他告诉我这是中医的根基，有朝一日一定要争取出版。我连夜把书看完后，用一堆尿布和婴儿襁褓裹着它藏起来，结果第二天我就进了看守所，所幸搜家时没被发现。后来直到1994年灵石大拆迁，收拾老房子时才又找到。当时那种状态下，人的学习能力和理解力反而更强，一夜所读，受益匪浅啊。

《南》：您又是怎么发现中药剂量这一关键之秘的?

李：1962年，我32岁时治疗一个老年心衰妇女，每剂药用45克附子。当时家属已经在准备后事，媳妇不懂得，把3副药一起煮了，在3个小时里一勺一勺都给婆婆灌了下去，结果当天晚上老太太就醒过来了，第二天儿子跑来要求再抓几副。此前，我用9克、18克、30克附子的病人都没有救过来，30克的可以多活一段时间。这次误打误撞，使我意识到剂量问题是疗效的关键。从此遍查医书，看到宋朝就有人怀疑过经方的剂量问题，写过《普济本世方》《伤寒九十论》的许叔微，著有《本草衍义》的寇宗爽，都曾探讨过。伤寒论的方子为啥后人用起来没效，就是因为剂量不够。

此前因为没有掌握剂量，有6个人没能救回来。从那以后，经我手治疗的心衰、肺衰、肾衰病人，没有死过一例。

1981年，汉代度量衡器的考古发现，修正了古今方剂的换算标准，完全验证了我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剂量正与仲景原方用量相符。

《南》：您在急危重症救治中经常要使用附子，您不担心这味药的毒性吗?近年关于中药中毒的说法也有很多。

李：我在灵石县人民医院工作期间，因为病人太多，身体实在吃不消，心脏出了问题，从房颤转成室颤，心跳260次／分。我躺在心电图室里，把药方告诉徒弟，他煎好药我喝下去就睡着了，醒来心跳已经正常了。这次中风，也是按照仲景小续命汤之方意。我开给自己的附子用量，恐怕会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了。

我平生用附子超过5吨，经治病人过万，人服已用，未见一例中毒反应

中药中毒事件，多是病人不经中医辨证诊治，盲目按西医思路服用中药所致，是对中医无知造成的。中药是治病用的，不是营养品，不然要医生干嘛?

《南》：您曾给学生题字：“学中医先要有菩萨的心肠，还须要英雄肝胆，为救人命敢用霹雳手段!”您认为这是学习中医的必备素质吗?

李：名医章次公曾以16字赠朱良春先生，“儿女性情，英雄肝胆，神仙手眼，菩萨心肠”，可做医家的座右铭。

《南》：彭子益的“古中医学”，与您所主张的回到古中医学概念一致吗?中医不需要创新吗?

李：古中医学指的是汉代以及汉以前的中医，那是中医的正统；彭子益的书对仲景学说的解读是最正确的。中医历史上在魏晋时代出现断层，到金元四大家，违背了内经的主要观点，其办法用于治表，偶尔尚可，但见效后长期用又会对身体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其中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说的“阳长有余，阴长不足”的观点，最有问题。在张仲景那个时代，中医是无病不治的。后世许多中医按照错误的路子治了一辈子肺结核、糖尿病，治好过几例?

中医当然需要创新，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连继承都没做到，谈什么创新?简单地认为近世的东西就是先进的，这十分浅薄。

《南》：这与提倡、重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经方派有什么区别?

李：后世搞伤寒论的就叫经方派，但其实所谓的经方派，走偏的居多，大都违背了医圣原意。像有人就说，一立春就不能给病人用附子了，这哪是仲景本意啊?这些错误见解的流传，误导了很多人。伤寒论是中医学的灵魂，微言奥义，字里行间表露出来的重要奥秘，只有四个字：保护阳气。

《南》：南怀瑾先生让您整理好自己的东西，留待后世。为什么您不多写几本书，把经验总结出来?

李：那得把我拉到深山里关上3个月。我上—本书(指《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就是躲在水利局培训班的课堂上，谁也找不着我，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我在阅读医案的过程中发现，如果一个不小心把错误写进书里，简直贻害无穷啊。上星期，河南地方民政局的一个公务员来信说，父亲急性心衰，紧要关头他不顾一切，照着书里的方子给药，竟然把老父亲救过来了。我接到信后打电话询问了情况，因为他父亲的病情略有不同，所以方子需要调整。这类情急之下看书治病的电话，我每年都能接上40几个。所以我更对写书的事非常谨慎，医书事大，人命关天啊。

《南》：您排斥西医吗?您如何认识中西医的关系?

李：西医的确能解决不少问题，有它的优势所在。但中西医只能是互补的关系，而不能结合。西医发展至今不过150年，历史上发生过几百次大瘟疫，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发生过欧洲等地那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这无疑是中医的功劳。在外国，西医已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因此主动到中医这里“拿来主义”，国内连最基本的对抗生素的滥用和副作用的反省，做得都很不够，更无法就西医的不足进行理性的讨论。

《南》：您觉得中医复兴的时机已经到了吗?

李：中医命运和国家命运是一体的，眼下中华文化复兴是好兆头，我觉得时机已经到了。彭子益这本书的出版正好顺应时势，其读者对象就是有志于中医的现代青年。

国家应该尽早成立中医药部，中医要立法，不受卫生部的干扰。既得利益者是最大的阻力。中央要想清楚，是要医院救人还是要它赚钱?要赚钱引进设备、进口西药最快了。政策上要松绑，不然在西医的紧箍咒下，中医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南》：您一辈子救了那么多人，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李：哪里，没啥，兴许他们前生都救过我呢。

《南》：啊，那么多人救您，那您得犯多大的错误啊!

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