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六祖坛经，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禅宗，慧能，坛经

而“岭南葛僚”的六祖慧能，在广东文化名人当中，名扬四海，影响最为巨大。他可以说是珠江文化孕育出来的圣哲，由他创立的禅宗文化，是最具岭南文化的风格与特色。他不但是禅宗的六祖，是佛教的一位大师和领袖，也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创始人，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以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身份，把印度佛教的禅学思想彻底改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禅宗。

慧能不仅是岭南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佛教史上伟大的宗教革命家，他创立的禅宗文化，对后世禅宗、宋明理学、宋元道教、中国艺术精神和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诸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在省委倡导建设文化大省的形势下，探讨六祖禅学思想对社会文化建设的作用，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六祖禅对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大家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在下面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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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的创新精神对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任何一种民族、思想、文化要求得发展，就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也是人类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一种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就停留下来而不思进步，不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那么就一定会被时代和社会所唾弃、淘汰。所以说，创新精神不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突破，更是一种思想上的变革。

这种突破和变革，是在继承旧有的传统上，结合时代精神，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合于社会历史发展和时代所需要的思想文化，必然会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包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又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进行文化创新。而六祖慧能的禅宗，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创新精神。作为中国禅宗史上开一代新风的大师，其创新禅学思想的精神，是十分有利于社会文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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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这里所指的禅，是指由六祖慧能创立的禅宗。为什么六祖创立的禅宗能代表中国佛教的特质呢？这跟六祖的创新精神不无关系。《岭南禅文化》一书中说：“中国第一个著名佛教学者牟子是岭南人，中国禅的实际创立者慧能也是岭南人，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慧能，只有通过慧能的《坛经》，禅文化才真正变梵入华，通凡入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坛经校释-序言》里说：慧能以前，只有禅学，并无禅宗。

《慧能评传》中也说：“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禅宗派别，也是中国化最为典型的佛教宗派，它不仅发展为中国禅宗的惟一正宗，而且几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学者也说：“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佛教格局的基本确立------到唐未五代，奉慧能为六祖的南宗逐渐发展为禅宗的主流。宋代，由于禅宗隆盛局面的形成，中国佛教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以禅宗为主体并融会其它各宗的时期。”以上这些学者对慧能创新禅宗的精神，以及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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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祖对传统禅学进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之后，中国禅宗理论体系建构才算完成，标志着佛学“中国化”进程的结束。说明了六祖创立的禅宗为什么能代表中国佛教特质的理由了。从中国佛教史上看，虽然禅宗创立的时间比起天台、华严诸宗来晚些，但他所具有的影响力、生命力却是最为久远和顽强的。想想看，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身份地位，更没有社会背景的贫苦老百姓，如果没有天赋“悟性”。

《坛经》所说的“下下人有上上智”的创新精神和不懈追求的探索精神，是不可能对禅学进行一番革命性的改造的。毛泽东对慧能的这种精神推崇备至，曾经说过：“他否定传统偶像和陈规，勇于创新，把外来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

六祖对传统佛教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创新，其中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他提出的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即强调在肯定世法的前提下，把“佛”从可望不可及的国度拉回到了现实的人世。他那首著名的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中所主张的禅学思想，具体的落实在“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兔角”的实践中才有了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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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坛经》还有说：“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佛就是由人而成，佛也就在人世，就在世俗生活之中，并不是离开人世即世间有佛的存在，这就把不可思议的佛具象到了人生、人间，使之大众化、平民化，世俗化、人生化了。佛教不再是远离人世，只是少数人的信仰，而是人人都可以修学得到解脱的了。

这种由人生而人间的佛教思想，太虚大师把它称之为“人间佛教”。 而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出发点和归宿处，不用说，显示出一种十足的出世的宗教；但是，为了佛教的发展，他选择了与世俗生活相适应的立宗方式。所谓的世俗生活，是指普通人的行住坐卧、人伦日用，包括吃饭穿衣、屙屎拉尿、担水砍柴，乃至尊敬长者、爱护幼小等，特别强调修行学佛者首先要立足于现实的人间和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明心见性”，并于当下“顿悟成佛”达到证悟自已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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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肯定世俗生活的人伦日用，认为这些也是解脱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他这种思想的意义不仅调和了“众生与佛”“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磐”“在家与出家”“入世与出世”等思想矛盾，而且站在般若空的立场，指出它们之间的“不二”关系。这一创举，本质上动摇了传统佛教的根本地位。也由于禅宗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适应，增强了其自身的应变能力。六祖入灭不久，禅僧开始自给自足，靠劳作度日，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日常生活中，从而使禅更趋平民化、世俗化。

六祖“自性顿悟”思想对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和心理习惯，它就可能反过来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人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最大障碍，因而也就失去了指导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效用。

六祖坛经，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见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英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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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下，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就必须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挖掘自身的潜力，积极主动的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六祖的“自性顿悟”思想，对于肯定自我、超越自我，张扬个性、独立自主、觉醒人心、解放思想的作用，以及破除迷信与偶像崇拜，树立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了永久的生命力。这就是它历千年而不衰的佛力所在。

毛泽东生前曾言：“广东有个惠能，惠能在哲学上有很大贡献，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倒高峰，要比英国的贝克莱早1000年，你们应该看看《坛经》。”又说：“（六祖）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的跃进

。”他所说的“主观能动性”，就是六祖的自性论思想，也就是“菩提自性，本自具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他是站在“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的解脱就是“心”的解脱，即人心内在的解脱和超越，也就是把意识主体的能动性，转化为主观的精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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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佛教传入中国的数百年内，神圣的佛菩萨始终是教徒们狂热膜拜的对象。但在六祖看来，“佛”这一字的本义即“觉悟”，归依佛也就是认识自心自性。他有力地破除了人们对“西方”的迷信和对“佛祖”的崇拜。他把佛教传说的一切佛和菩萨都视为主观精神的产物，说：“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是弥勒。”

《坛经》认为通过意识的转变，当下即可成就佛道：“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门清净，照破六欲诸天下。三毒若除，地狱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坛经》)依据这一思想理念，六祖之后，禅宗进一步提倡“大胆怀疑”、“独立思考”，主张“离经叛道”。这些，对不断摆脱印度佛教的繁琐理论和宗教礼仪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