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幼承庭训,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郃阳在乾隆嘉庆以来,佛法绝响,外道亦无,就是说既没有佛教,也没有其他的宗教。大师成长的环境完全是儒家文化的环境,接触不到佛法。到了六岁该读书的时候,大师没有进私塾拜师读书,而是始终由两位哥哥教他读书。但开头两年遇到兵荒马乱,家里忙于避难,所以耽搁了两年。后来能够读书了,又体弱多病。大师非常颖悟,博闻强记。四书五经烂熟于心,经史子集无不通读。这从后来说法教化中所引经史可以得到佐证。例如,大师在《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文钞续编卷下)中谈到“旧唐书,凡佛法事迹,及士大夫与高僧往还之言论,俱择要以载。欧阳修作新唐书,删去二千余条。五代史亦然。盖惟恐天下后世,知佛法有益于身心性命,国家政治,而学之也。其他史官,多是此种拘墟之士。故古大人之潜修而密证者,皆不得而知焉”。不过大师在读书过程中,也走了一段弯路,这就是仿效韩愈和欧阳修辟佛。不过大师宿根深厚,善于反省,知道自己的错误后,出家弘扬佛法。
大师十五岁的时候,读了韩愈和欧阳修辟佛的文章,就很喜欢。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一般读书人受辟佛观念的影响是普遍现象。在我国儒家思传统中,辟斥“异端”,不仅由来己久,而且被看作是儒者的天职,认为非此不足以为圣人之徒。大师生长在儒家文化环境中,以弘扬儒家圣贤之学为己任,虽然并未读过佛经,也不了解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也受到韩愈和欧阳修辟佛思想的影响,写了辟佛的文章。
韩愈和欧阳修辟佛是怎么回事呢?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唐宪宗想迎佛骨入宫中供养,一时轰动了长安城。韩愈以其一贯的反道、反佛的立场上了一道措辞尖锐的谏书,逆拂龙颜,宪宗大怒,差点要了他的命,后来幸亏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在往潮州路上,他在诗中写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昌黎先生集卷十)就是说的这件事情。韩愈是自命承绪儒学道统的人物,他和同时代的李翱等是宋明理学的先声。他之所以激烈反佛、道,是想恢复自魏晋以来旁落的儒学一统的至尊地位。韩愈在《谏迎佛骨表》中指责佛教是夷狄之一法,提出五帝、商周帝王长寿、天下太平、百姓安乐,不是事佛的结果。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此后乱亡相继,梁武帝虔诚信佛,饿死台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因此佛不足信。又指责“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又作《原道》、《原人》等批驳佛、道,态度鲜明,言辞激烈,一点不讲情面。韩愈被贬到潮州后,遇到大颠禅师,一向对佛教桀傲不友善的韩愈,受到大颠禅师的教化,从此对佛教一改过去的态度,对佛教能够站在“同情”的立场,给予客观的评断,并且和大颠禅师相交甚好,其往来问答的公案很多,临别潮州时,曾经赠送禅师诗句说:“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义着南荒;肯因一转山僧话,换却从来铁心肠。”宋代的黄鲁直也曾说:“退之见大颠后,作文理胜,而排佛之辞为之沮。”这是后话了。
宋代理学兴盛,一代硕儒欧阳修以儒家的立场,著《本论》毁谤佛法,并且蔚为风气,获得多人响应,明教禅师于是针对时弊,倡导儒、释、道三教思想一贯,著《辅教编》加以辩正。欧阳修看到此书之后,遂完全改变以往错误的观念,说:“我连佛教经典中只有二百六十字的《心经》,都未明其义理,还谈什么佛法?”并且赞叹明教大师道:“不意僧中有此龙象。”天微明,就整装肃衣去拜见明教禅师,请求禅师开示,共语终日。欧阳修在明教禅师处得到开示之后,从此对佛教有了截然不同的体认,经常到名山宝刹去参访。有一次游庐山,礼拜祖印禅师,祖印禅师引用百家之说来启迪他对佛法的认识,使欧阳修肃然起敬,大有省悟,对过去自己的狂妄谢罪道:“余旧著《本论》,孜孜以毁佛法为务,诚不知天地之广大,不知佛法之奥妙,更不知佛之为圣者,今修胸中已释然矣!”于是信仰佛教,自称为六一居士,时常行文劝善,与佛门高僧来往甚欢,成为当时文坛的佳话。
印光大师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先读了韩愈和欧阳修辟佛的文章,以圣学自任,与韩欧产生了共鸣,因为天资很高,大师的辟佛比一般的读书人更加狂妄百倍。大师回忆说:“光本生处诸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盲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①不过大师自此之后病了好几年,大师说“由此意恶,长婴病苦,数年直同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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