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您的父亲 --- 国学大师南怀瑾是近现代学问大家，精通儒、释、道三家。可否简略地介绍他一生求学、治学的几个关键转折时期？有几位对他人生和学问上影响最关键的人？

南一鹏：正如你提出来的问题所言，我眼中的父亲是一位鸿儒学者，更重要的是，父亲是佛法居士。做为名人的子女，很少会直接从父母本人的口语中，听到他们过往的成长经历，多半是父母成为名人以后，经过友人，或是社会报导里了解到他们的往事。因为大多数的有成就之人，一则没有时间，再则不会浮夸，并不认为自己有所谓的成就，也不会去张扬个人的过去事迹

当然子女有了解父母的一个最佳途径：就是那些颜色退却，记忆突出的旧照片；再加上对父母交往的好奇，子女会常常在好奇询问父母黄梅时节的故事中，经过他们彼此的叙述，而了解到他们的青春岁月点滴。因此我也只能就小时候所知道的一些往事，略作介绍。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幼年上过私塾，还经历了传统教育方式的洗礼，所以他一生提倡读书，提倡把文字转化为音声的学习，让学习成为乐趣。当然在他小时候也不是完全把读书当做乐趣，自然是顽皮好动的学生。当时教学的先生，应该是乡里间著名的学究先生，就这样开始了父亲对中华文化的启蒙。到了十四五岁时，父亲思动，要求去杭州学习武术。由于我父亲身为独子，祖父母便帮他先完婚以后，才让他出远门念书。

结婚后，父亲就和他的舅子兼好友王世鹤先生一起到了杭州生活，互相照应了一段时间。武校毕业以后，父亲决定去四川发展，并且投入地方武装开发，招募垦荒的事业，也曾参与军校的课程结业，原先也是想在家国事业上进一份力的。但是这段四川生涯，最重要的是结识了袁太老师焕仙先生。袁太老师是父亲进入佛学和佛法修持的接引启智的老师，也是父亲人生转折的一位智者师。

就佛家而言，能达到启悟的阶段，必然智慧无碍，文字语言的般若智慧自然通达；所以父亲自四川行止以后，转赴台湾，再看中华典籍时，自然了然于胸，说教恢弘了。

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赋予人生的磨练。我父亲到台湾以后历经时代变迁，与我母亲结婚后，开展为了安身立命而从事的商贸。由于战争的变化遭遇，失去了船队，经历了生活的苦难。我相信这十年之间的动心忍性，确实是一个人增益其所不能的契机。

这段时间，父亲在基隆与有兴趣于佛法修行研究的同道们，开始接触并且说法。当时有一位詹阿仁先生和父亲法缘甚深，不但在佛法研习上和父亲相契合，并于家中生活也有照应。在这样艰困的环境下，父亲于我出生那年，依旧发心写了《禅海蠡测》，解说禅道。后来父亲搬迁台北，又与杨管北先生相识，常与杨先生往来谈佛论道；并且得杨先生之请，完成楞严经和楞伽经的解读释说，出版了《楞严大义今释》与《楞伽大义今释》两本书。小时候参与父亲的禅七活动，就是在杨先生位于阳明山的住家进行的。

后来父亲应中国文化学院，现在的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先生邀请，在华岗哲学系讲学。张其昀先生也是一位谦谦君子，为台湾私人办学的先驱。在我的记忆里，萧政芝先生不单是父亲好友，而且是我们通家的朋友，也是孩子们的好长辈。因为萧先生的关系，父亲在军政界的朋友也多了，逐渐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也就增加。由于我父亲是有愿力的，他要致力于佛法和文化的传承，所以在六零年代末期，就成立东西精华协会，专致讲学，得以完成心愿。

记忆中还有多位长者，但是限于你们的采访篇幅，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记者：南老在台湾，一直为学院派所排斥，请问南老如何看学院派？是否和您谈过这个话题？您对这个问题又有怎样的说法？

南一鹏：在我的了解中，父亲并没有遭遇过学院派的排斥，不知道此话何从开始。不过社会上学有专攻的人很多，有许多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今天中华文化之所以傲人，就是因为有诸子百家的言论观点，如果我们只容一家之言，那又回到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文化衰败了。我父亲并没有和我谈过这种话题，因为这种事物，根本不会在他的思想思考里。

我个人对这所谓有学院派和非学院派的任何二分法的说法，也是毫无兴趣的。所谓学院派不知道是何物？是某个学校决定的观点，还是国家教育机构决定的理论，到底哪个算是学院派？只是因为取得某个学校的文凭，就可以称作学院派，还是因为某个人在某个学校教书，同时有自己的论述，就可以称作是学院派？其实这是一个根本没有人说的清楚的话题，所以根本不值得讨论。

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和一些家长谈教育，就提醒大众必需打破固有的错误思考。如果学校是一切教育的开始，那么世界上办第一所学校的人，是在哪儿受的教育？如果必须靠读书才能增长知识，那么世界上写第一本书的人，看过谁的书？所有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因为有人有疑问，然后去观察，思考、分析、归纳，得到自己以为满意的结论，最后公开向其他人述说，而成所谓的一家之言。当然所有的言论也会自然地受到听众的质询和质疑，不断地修正更新而臻于完善，然后经过一群接受这些观点的群体推广，成为我们所谓的学术。但是没有一个学术观点可以不随着新的发现而不做改变的。

所以既有的学术思想，只是我们个人在追寻思考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平台，让人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而从自己已经接受的概念上开始；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就是如此。这些先辈、晚辈与后辈等等，祖祖辈辈的人结合起来的努力，才是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因。

如果回到民国时代，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群，大多数都是因为自学而有成，受聘为教授的。哪有几个人是在什么大学或是学院毕业的，因为根本没有那样的环境啊！若是回到更早的春秋时代，孔老夫子开始教育事业，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学院认可的。许多人谈学术，只是在谈知识、谈记忆、谈见闻、谈训诂；可能有些所谓学院派的学者在评论别人的时候，往往只是指出用典不对，错字连篇，却不能就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只不过是一个会翻字典的人罢了。

我个人的了解是，学术应该是不断因应时代来更新的创见，不同的解说，甚至于是全新的理念，这样的思想才是真正能引领思考的风潮的，哪管那个人的出处。

记者：南老晚年回大陆，居太湖，这晚年的人生他如何过的？如何评价这一段时间他的贡献？

南一鹏：家父耄耋之年回归国内定居，固然有家国乡土之亲，但是却也明言是退休归隐之念，不做讲学之举。由于我远居美国，虽然很早就独立于父亲家居生活之外，对他的这个决定也完全没有意外。

我自幼就感觉到，做为一个中国读书人的一种责任感。我常说，“每一个懂得中华文化思想的读书人，都好像会感觉欠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份付出。”至少我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的。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就会背负起这份担子。现在想想，应该是我们的历史典籍中，这样的典范比比皆是。不论是读诸子百家，孔孟之道等经典；或是读《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文学；还有刚毅不屈，振笔如刀的史书；又有忠肝义胆，视死如归的小说；如此让我领受了一个中国读书人的风骨。

这个风骨就是中华文化千锤百炼的结晶体，正是文天祥正气歌所说的：“天地有正气 ，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 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所以我对我父亲决定回国定居是完全理解的。因为我父亲就是一个生于二十世纪，却是类似常怀千岁忧的，有风骨的中国读书人。他是在中国出生，在中国受教，在中国成长，更是由中国蕴育的一位爱民族，爱国家的读书人；那么在国家即将复兴的时候，回到中国贡献自己的所学，唤醒我们的国魂，这就是他一生准备好的付出啊！此时此刻，我心中不禁想起陆放翁的句子：“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或许父亲当时也是有这样的意气吧。

在我对我父亲的了解里，没有什么老年、晚年的概念。年纪与时间，对一个修行人来说，不是话题。自我出生一路来，我见到的父亲一生所做，没有因为地点、年纪、生活环境而有所不同。他习惯每夜静坐、看书；每日接待、应对；都是用时无心，无心正用。

最近一再听到有人说到我父亲一生辛苦，实在觉得有必要解说一下。对于那些凡事依财务来衡量生活的人，他们活得战战兢兢，不但看自己是用钱来衡量，看所有人也是用钱来衡量。处处带着一副遮蔽智力的眼镜，就算有好机会，好缘分也看不出来，也会漏失。孔门七十二，颜回最贤。其贤处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何苦之有?我父亲亦如是！父亲万缘放下，哪里还会有辛苦可言？每次去探望父亲时，晚上用餐，我都坐在父亲右手边；每次听到有人说，老师辛苦时。我会转头看看父亲，他的那一抹微笑，岂有知音！

父亲在中国的生活，一开始也是简单的，就如同在香港一般。下午开始接待处理事务，晚餐毕与众人交谈，有时讲讲课目。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亲近他，所以越来越多的访客和对国学教育的渴求，可能是我父亲决定办个学堂的原因。这个只是我的臆测，不可以当做是他的想法。

父亲很早就开始鼓励小孩子恢复读经书。当然主要是以一些幼学经典为主。所以在国内也推广幼儿读经，这个活动后来在许多城市都得到支持与回响，也发展的不错。逐渐地，他身边也有更多的国内学生，跟随受教。他也接受国内一些大学院校组团到沪，请他演讲。只是父亲自己并不主动对外公开讲学。有几次，父亲主动讲课，也完全不对外开放，只是以老同学、旧学生为主，必须受到邀请才能参与。由于人在这块孕育中华文化的大地上，自然在推广文化复兴也就容易些。

为人子女是不能评价父亲的做为或是贡献的，最起码这是我的观点。但是就我多年以来接触的友朋们得知，人人都感觉到因为有南老师，所以我们的国学得以有了新生命，我们的国学可以再次光辉起来。中国的文化底蕴是经得起折磨考验的，现在因为有我父亲的解说，年青人与古人思想的距离也拉近了。做为子女的我，深深被父亲所感动，也真正的了解到了何谓中国读书人的风骨气节。

记者：南老对您的家庭教育，有哪些方面且是今日家庭教育不具备的？他对您人生影响最深的是哪点？您是如何践行的？

南一鹏：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有点难。因为我并不清楚今日大部分人的家庭教育是怎么进行的。在过去一年里我接触到几位优秀的母亲，她们对年幼子女的教育亲力亲为，而且参与陪伴，同时却又能放手而不干预，并且鼓励子女去体验；让我非常的佩服。当然也遇到过一位父亲，对他女儿要求严格的去背诵古文经典，同时也要求还没有上小学的女儿凡事独立，不许依赖，受了伤也自己料理；有时让我觉得其实是稍许冷漠了。但是不论用什么方式去对待，都会在一个人的心理状态里，种下个烙印。最后孩子长大成人，会拥有什么样的表现，并不可以预期的。

说到家庭教育，并不是单纯的授，同时还有智慧的受。方式不论对错好坏，如果是遇到聪慧足够的人，结果都是好的。反之，不论教育的方式有多么的技巧，遇到缘分不足的人，结果必然不好。所以在所谓的家教上，本来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的。我父亲对我的教育，一开始是有如旧式私塾的读书与背诵，做为我的国学启蒙。这样的开始，对我是有效的。因为我后来对中国文学诗词能够欣赏，并且保持兴趣，就是归功于这样的启蒙。但是真正让我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持续接触，还是因为当时国家教育政策，把传统思想订为教材的原故。

如果说到我父亲对我的家教中，让我感觉最深刻的，符合我个性学习的，应该有下列多种：

第一、是我自小好读书，家中藏书岂止万卷，而且中外古今、千奇百怪、诸家纷纭、杂书满堂，绝对性地满足我的知识欲望。同时还有各类的儿童读物、历史小说、西洋童话、希腊神话不一而足。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成为早期的宅男型人物。这些所读的书帮助甚大，可以让我到美国以后，与美国人谈他们的文化，都没有隔阂。因为我和他们一样，知道他们的童话故事和历史。直到今天，我能随口说些典故、故事，也都是幼时读书的童子功。

第二、是父亲要求我接待长辈，家里来了父亲的朋友，除了母亲要准备以外，我就必须去倒茶送水、端桌置椅，并且向长辈问好。这点比较不像今日许多父母将孩子当宝，不让孩子学习待人接物的礼节，也失去学习做家事的机会。当然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父亲都让我可以在大人身边，听他们的谈天说地、坐而论道，这是一大享受。

第三、是父亲的身体力行。父亲也要求我背过朱子治家格言，虽然我没有背下来，但是却应父亲的使唤，常常拿扫帚去扫大门口和院子。而且看到父亲在家居生活上深受朱子治家格言的影响，也按照格言的规范行事。他每天晚上必然读书静坐，未曾间断。我从小学六年级起，在他还没有回家前，都喜欢到他的书房，看看他昨夜在读什么书，后来还学他一样的在书上做笔录、划重点。

大概讲几点吧，因为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其实很深的，许多事一时也说不清楚。他从小要求我独立自主，所以也从不干涉我的决定，当我需要他的帮助时，他也基本上完全支持。所以我人生的概念是言而有信，否则不要轻易同意。一个人一生最基本是应该做到言行合一、表里一致。守信用就是达到这个基本要求的初步。虽然在人事上难免会面对许多不讲信用的遭遇，但是自己尊重自己的承诺，也不失君子之道了。

记者：南老是中国传统文化承接的弘扬者，有种说法：当代人不读南怀瑾的书，就不知道何为中国文化。而你留学海外，请问他和您对西学的态度，有不同吗？

南一鹏：是的。我同意你说的不读我父亲的书，就不知道何为中华文化。只是我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定其他学者的努力，因为我父亲并没有机会把所有的中华诸子思想解说清楚，这还要靠许许多多的学人共同努力。不过在历史上部分的思想已经被解读得非常僵化，甚至于偏颇。我自己读我父亲的书，常常感觉有振衰起弊之功，又见古人智慧之明的喜悦。

关于我父亲对西学的了解，可以从我回答你前面的问题中，提到我父亲的藏书是中外古今，哲理科学包罗万象的而知。最重要的是，我相信我父亲是每一本书都阅读过。所以他的学识真的是可以博古论今、纵横中外。最近我们重新出版了我父亲最早写的一本书《禅海蠡测》。这本书里就可以读到我父亲对西洋学术与佛学禅法的探讨，或许可以让大家一新耳目。不过因为这是父亲写的第一本书，而且是在五零年代写的。他是以偏向古文的写作来创作的，所以与今日的读者的阅读习惯，略有隔阂。不过在谈到西洋思想的篇章就是白话文了，应该通俗易懂。

至于说到我父亲对西学的态度，可能有很多人都以为南老师是不在乎西方的。不在乎，并不是不懂。就是因为懂得，才发现西方的学术，是在用与相的层面上暂时领先，但是在体上依旧不出东方思想之右。

我在美国生活三十多年，不但在生活中经历了西方文化的优点，更是在思考上察觉到西方文化的问题。同时看到东方思想对西方的影响，却又被西方扭曲隐藏，而据为己有的企图。所以如果说我与我父亲对西学的态度是否有别，那就是因为我亲身的经历与更深入的思考，使我自己有独立的理念，可以用来剖析西方文化的发展。至于态度上，我觉得和我父亲是一致的。

许多人以为西方的一切都胜于中国，这是因为实在不懂自己的文化思想。今天我们感受到在国际体制、科技发展、经济金融各种事务上，我们都必须向西方学习，所以我们的学术不如西方的学术。这是何等倒果为因的说法。西方所有学术和理念，看似现代发展不可或缺的思潮。那是因为目前主导世界局势和体制的，是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现有的思想，无论是经济或政治，好像都是合理的；其实这是一个假象。因为目前的世界金融与国际关系的规则，都是西方就他们的需要而设定的游戏规则。所以当中国在重新出发时，不得不遵从这些既有的规则，否则就不能参与国际的游戏。

可是以中国的人口、经济、政治、社会、科技都是有足够的实力，可以自己订出自己的规则，让世界来参与。这些现有的经济、科技、社会、管理等外来引进的理论，多是按照西方过去数百年的掠夺式发展而产生的。但是我们中国人已经有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底蕴，所有经济政策、科技工艺、社会制度、管理理念等，皆是完备无缺的。难道这绵长的时空里，中国人不需要体制，不需要管理，不需要经济发展吗？要不然我们中国怎么能历经数千年而长存呢？

我非常尊重西学，只是西学的影响不过是近四百年的国际局势造成的。中国思想却是走过一千年的衰退，此消彼长，让我们失去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现在我们有当下这个反省的机会，可以直接回到数千年前的思想精华，站在古代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开拓新的文化理念与视野。这就是我的态度。

记者：如今大陆对传统诗词古籍也越来越重视，国学热持续升温，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与当时台湾的读经教育有何不同？在传统教育方面，家庭、学校、社会各自应扮演何种角色？

南一鹏：国学热，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议题。再次谢谢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对中国家长，这份知识的渴求是肯定的。只是我们正往文化复兴的目标前进，虽然不知道何处是康庄大道，纵然是草莽小径也就匆匆起行了。这也就是我很想谈一谈如何复兴中华文化的原因。因为复兴不是复古，是依古创新。而现在的现象只是又类似回到宋朝以后的中国幼儿教导模式，更多的是生意人在做教育生意，而不是文化人在办教育事业。

每个时代，因为资讯的流通难易，所以会运用不同方式的教学法来传递思想，所以知识传递的方法应该要符合学子的时代。现代的儿童无时无刻都在接受无尽的资讯，对资讯有一定程度的疲乏症，加以资讯在指尖挥洒可得，如果不能使学习者产生兴趣，主动学习的话，也不过就是父母满足一下自己做父母的责任感而已。对孩子们也不过像学学钢琴，满足父母愿望，花了大笔金钱，但是自学校毕业以后，大多数人一辈子不会再花超过几个小时的时间弹练钢琴。

文化的传承，应该先了解什么是文化，不要局限在思想和文学上的追求，文化是多元层面的。当然这种一窝蜂式的追求时尚，跟风的行为又何尝不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行为呢？有时我们必须置身事外，站到一个高度看，更早的时候，汉朝小孩读什么书？周朝小孩在泮宫又读什么书？那时候的中国才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不过我不是否定《三字经》和《千字文》这些很棒的教学题材，懂得这两本书的内容，对中华文化的基础就打下了。只是现代的学习应该不要单纯的死背，而是要用生动的方式让小孩接受为上策。

台湾的所谓读经教育，是把国学选为教材，按选材的深浅程度，直接植入教育体系里。教师是经由各个师范学院或是教育系的毕业生担当，他们是在校学习过传统思想和教育方法的教师，所以每个学生多多少少都会学到一些传统思想的概念。但是由于语言的变迁，而且失去对于文字意义本身的理解，大多只能仰赖一些宋朝以后和近代的一些解说。这些解说是否正确，就有很大的差异了。

早期台湾有许多出生于五四运动以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问功底还是很扎实的。所以在选材和注释上，都非常精彩。我读国语课本最喜欢读注释，往往一个典故，一句古文的注释，就学到另一个历史的故事，一篇文章读完，仿佛是读了好几本书。没有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努力，也不会把文化传承下来了，真的需要感谢他们！

所以说现在的国学热是民间推动的快，不过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这份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思想教育了，让人感到欣喜。只是最好不要在文化思想里做选择，不要突出单一的思想，而是让每一代人可以去自己选择、自然淘汰、自由发挥，不断地创新，这样的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文化。

对于在传统教育方面，家庭、学校、社会各自应扮演何种角色，是个比较难以说得清楚的问题。基本上应该是取大同小异的做法，但是保持一致的方向。我刚好曾经谈过这个问题，再次提供各位参考。

任何国家都会为了整体认同的价值观来设计国家需要的教育方针和内容，但是社会上会有许多的非公众的思想家，为了个人理想或是个人的价值观去进行个别的教育机构，做个别的思想传递；当然更多的家庭会有更多的小众价值观，感染着新一代的成员们。这三种为了许许多多不同思考而形成的观念，如小溪汇流到河，由河水汇流到江、到湖，最后混杂成属于整个国家人群的概念海。这个汇流的过程，每个人都多少保留一些不变，但是更多的是接受群体，形成共识。共识并不是在思想上百分百的同意，而是超过半数以上的认同。如果思想是百分百的同意，那么人类就不会有持续性的创见了。就是因为有不同的看法，一切的观念和事物才会有更新的可能。这应该就是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有互动，有冲击的关系。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已经把这些人类现象说明清楚了，唯有苟日新、日日新、又一新，才是恒常；也就是诸行无常，才是正常。我借用这几句稍微用用，并不是我认为一切必须有常性，希望不要误解我。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古就有思想家对我们应该有的存在的态度，深入的探讨过、研究过。建议出各种对自然、对环境、对万物、对人类、对社会、对组织、对自我等一切的对待，规划出应对的方式。而在过去五千年到现在，让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经历国家灭亡，而依然能重新中兴，所依赖的就是这深厚的底蕴。

许多古文明是国家灭亡，民族也灭亡；或者是国家灭亡，文化也被灭亡；所以他们不再有传承。中国的不同，就是不管政权如何更替，但是管理或是指导这个民族生活的方式并没有变动，所以至今我们依旧可以说我们是一体传承的，我们的文化是优秀的。可惜的是现在真的没有几个能把这份优秀讲个清楚，让国民再次了解而生信心。

我们历史上有记录中国最早期的学校是在周朝时期，而私人教育的先驱就是孔老夫子，当然也许他不是第一个做私人教育，可是就我们所有的资讯来说我们说他是第一个教育家，教育的目的是让一个国民可以成为国家的人才，并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但是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必须先由政府作出规划形成一个社会教育的需求。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家庭教育对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模范作用，父母的言行举止是孩子们第一个模仿成长的对象，如果父母的价值观不符合社会的价值需要，那么这个家庭成长出来的子女，将会与社会的需求格格不入的感觉，甚至会对他人造成负面的伤害。所以说社会教育的价值观与家庭教育的价值观最好类似。

我们民族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社会教育价值观应该以什么为标准？而人民的家庭教育，却是以她们的生活经验与条件，在东西方文化中寻找标准。所以感觉我们民族目前的社会价值观是分裂的，不是同一的。对于何为中国人，我们自己是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许多的西方的价值观念被引进中国，造成了我们上一个世纪的混乱，同时还延续打击我们民族的信心。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西方所谓的思想，再深入了解我们固有的人文思考，我们会发现西方所谈的概念，在中国的人文思想里面，都已经被概括。要知道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对人世间发生的所有变故都经历过，自然而然已经有这方面的理解与思考。

人除了我们使用的工具不同以外，我们人性上的基本要求自古到今从没改变过，所以如何管理、如何治理和如何教育所有的方法都在我们历史中被探讨过。我们现在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要重新建立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让我们每一个人了解何为中国人，了解我们文化中的错误，了解我们文化中的正确，必须要先能够建立自信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转自南一鹏先生经纪人的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