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游皇城是元代大都和上都每年举行一次的白伞盖佛事的一部分，也是教坊司乐人进行演剧活动的重要场合。它是藏传佛教密教教仪和汉地赛社抬神游行的结合。活动主要内容是抬佛像在皇城内游行，驱祟祈福。在游行中，教坊司乐人上演队戏和杂戏，但具体剧目已不可考。在元代，类似性质的祈赛活动遍及各地，构成元代演剧活动的重要场合。

关键词：游皇城 演剧场合

至迟自唐以后，教坊所隶散乐百戏就是戏剧的渊籔。元代杂剧的主要表演者称为“散乐”，隶属于教坊司。元代教坊司“掌承应乐人及管领兴和等署五百户，中统二年始置。”初隶宣徽院，后隶礼部。下属机构有三：兴和署、祥和署、广乐库。分掌散乐、百戏以及乐器器仗[1]。与雅乐乐工更多地在朝廷大典中发挥作用不同，教坊司则侧重于娱人。元代“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飧之礼[2]”。元人总结说：“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飧”[3]。凡宴飧，必用女乐等助兴，因此教坊司乐人人数众多，而“当番承应”极为繁忙。可惜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多，难以藉此考察其与杂剧关系的全貌。但元代教坊司所属乐人几乎是倾巢而出参加的一项重要佛事——游皇城，在元代文献中则留下清晰的记载。游皇城——同时也是一场全城居民的狂欢活动，在大都上都几乎每年都要举行，教坊司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关于游皇城的原由，《元史》云：“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八思巴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素段，泥金书梵字于其上，谓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启建白伞葢佛事。用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葢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导迎福祉[4]。”《析津志》所记大致相同，唯时间为“至元丁卯四年”除置于御座之上的白伞盖外，还“置金轮于崇天门之右，铁柱高数丈，以铁縆四系之，以表金转轮王统制四天下。[5]”崇天门是宫城正南门，在崇天门右置铁柱金轮，正是由于此门的重要地位。白伞盖、金梵字、铁柱金轮“皆从帝师之请也”。这里的帝师是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他是首位帝师。藏传佛教，由于与蒙古族原有的撒满教有某种契合之处，故特别容易为蒙古民族接受。元代自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萨迦派首领世袭为“帝师”，影响很大，大汗多信奉藏传佛教，“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寳。”[6]很多贵族，以至一般民众也逐渐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逐渐成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信仰。元释念常在谈及元代密教地位时说：“统元中，天子以大萨思伽法师有圣人之道，尊为帝师。于是秘密之法日丽乎中天，波渐于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于朝廷，敬慕于殊俗，故佛事之旧一变于齐鲁”[7]。

金轮和白伞盖是密教佛顶佛中的顶轮王和白伞盖顶轮王的象征。顶轮王作转轮王形，象征世间的国王，极受崇奉佛教、自认为是转轮圣王的帝王们的推崇。所谓的“游皇城”是“白伞盖佛事”的一部分。在蒙语中称“朵思哥儿好事[8]”。在二月十五那天，迎引平日置于大汗皇城内正殿大明殿御座之上的白伞盖周游皇城内外。而在其前后两点，即十四日和十六日，都有喇嘛众多僧人在白伞盖所在的大明殿建佛事[9]。

因为是一场“佛事”，僧人无疑是其中主角，即使在“游皇城”的过程中也是如此。游皇城参加人员主要有以下几部分：一、宣政院所辖僧人。“宣政院所辖宫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葢、车鼓、头旗三百六十坛，每坛擎执抬舁二十六人，钹鼔僧一十二人。[10]”参加的僧人有4320人，另有9360人用于扛抬佛像。共计13680人。二、“大都路掌供各色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这里的“金门大社”仅此一见，不知何指。每社设有首领“社直”，与队仗一道迎引白伞盖，并与乐人一起“各呈杂剧[11]”。三、分属于仪凤司和教坊司的诸色乐人。《元史·祭祀志》称有“教坊司云和署掌大乐，鼓板、杖鼓、筚篥、龙笛、琵琶、筝、 七色，凡四百人；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凤司掌汉人、回回、河西三色细乐，每色各三队，凡三百二十四人。[12]”其实云和署并不隶属教坊司，而隶属于仪凤司；其中的回回、河西细乐分别由仪凤司所属常和署和天乐署所掌[13]。仪凤司、教坊司同掌乐人，但一偏于雅乐，一偏于散乐，有着明显的分工。两司共出乐人1024人。四、仪仗、杂用人员，计有“八卫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舁监坛汉闗羽神轿军及杂用五百人。[14]”以上人员中，“一百二十队金门大社”每队数目不详。估计人员不会少，当在数十人之上。几项相加，参加者当有数万之多，“首尾排列三十余里”[15]，场面极为壮观。

关于这个壮丽场面的具体过程，《元史》记载简明扼要：

“至十五日，恭请伞葢于御座，奉置宝舆，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社直暨诸坛面列于崇天门外，迎引出宫。至庆寿寺，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载红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徳殿门，外搭金脊五殿彩楼而观览焉。及诸队仗社直送金伞还宫，复恭置御榻上。”[16]

而《析津志》则更为详细：

于十五日早，自庆寿寺启行，入福隆宫绕旋，皇后三宫诸王妃戚畹夫人俱集内廷，垂挂珠帘；外则中贵侍卫。纵瑶池篷岛莫或过之。迤逦转至兴福宫，凡社直一应行院，无不各呈杂剧，赏赐等差。由西转东，经眺桥太液池，圣上于仪天左右列立帐房，以金绣文锦疙，捉蛮缬结，束珠翠软，殿望之若云锦绣谷，而御塌置焉。上位临轩，内侍中贵銮仪森列，相国大臣，诸王驸马，以家国礼，列坐下方。迎引幢幡往来无定，仪凤教坊诸乐工戏伎，竭其其巧艺呈献，奉悦天颜。次第而举，队子唱拜，不一而足。从历大明殿下，仍回延春阁前萧墙内交集。自东华门内，经十一室皇后斡耳朵前，转首清宁殿后，出厚载门外。宫墙内妃嫔媵嫱罟罟皮帽者，又岂三千之数也哉？可谓伟观宫廷，具瞻京国，混一华夷，至此为盛。其游止斯或就东华门而散会，实盖累朝故事不缺。近年唯太师右丞相脱脱奉旨，前后相游城二次。上位储黄，三宫后妃皆有赏赉，谓其劳于后事也。[17]

综合以上记载，游皇城程序为：先将白伞盖从其所在的大明殿恭请至皇城南门崇天门，前有仪卫队仗开路，主持者当为前一日就参加白伞盖佛事的喇嘛僧人。至崇天门后，与在门外等候的社直、坛面等回合，南行至丽正门内的庆寿寺吃素食，食毕即开始游行。丽正门与宫城之间是著名的“千步廊”，四周是巨大的宫城广场，都城百姓在此聚观狂欢。

从庆寿寺以后的游行路线两则记载不同。据《元史》，当为庆寿寺出发，经“西宫门”[18]外，沿着“海子[19]”南岸绕行至宫城北门厚载门进入宫城。进入宫城后，沿顺时针方向向南，经东华门内，经延春阁阁门向西，经皇帝后妃所在的玉德殿，然后将白伞盖送还大明殿御座之上。这个记载没有说明游行的队伍由哪个门出去。

《析津志》没有说明从哪个门入皇城，只说“庆寿寺启行，入福隆宫绕旋”。按隆福宫为皇太后寝宫，在宫城西侧靠南，又经兴福宫向东，经太液池至皇帝帐房所在的“仪天”，仪天当为仪天殿，在太液池中瀛洲岛上。大明殿、延春阁是宫城内两处主要建筑，延春阁在大明殿北，“从历大明殿下，仍回延春阁前萧墙内交集”，说明先队伍先经延春阁，至大明殿，再回延春阁，应由宫城北门厚载门进入。经东华门内向北，经由十一斡耳朵由厚德门出。析津志没有说明在大明殿将白伞盖奉还御座的环节，这应该是一个疏略。

从上述记载看，游皇城的路线并不是完全固定的，不变的是，游行队伍必须经过主要宫殿和斡耳朵，并将白伞盖奉还至大明殿。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皇帝、后妃并不完全固定在一处宫殿，如上两则记载，一则皇帝在玉德殿，一则在仪天附近的斡耳朵。宫中的太子、皇后、或皇太后以及妃子也处于变动之中，游行路线肯定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动。

但不管路线如何变化，游行的具体内容都包括游和演两部分。如前所述，游皇城参加的人员极为为庞大，首尾相连达三十里。而且“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仗，俱以鲜丽整齐为尚。珠玉金绣，装束竒巧

。[20]”场面极是壮观炫目。队伍前有兵卫仪仗，紧接着当为白伞盖和三百六十座佛像坛面，每坛都有“佛像、坛面、幢幡、宝葢、车鼓、头旗[21]”，其后当为一百二十队社，最后是仪凤司和教坊司的乐人。游行队伍每到一处重要的地点，就会停下来依次表演一番。如《析津志》讲到游皇城队伍“迤逦转至兴福宫，凡社直一应行院，无不各呈杂剧”，而至皇帝帐房所在前则“迎引幢幡往来无定，仪凤教坊诸乐工戏伎，竭其巧艺呈献，奉悦天颜。次第而举，队子唱拜，不一而足。[22]”如此边游边演须历遍皇城内所有重要的宫殿、斡耳朵。

对于表演者来说，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对于观赏者来说，则更是一个难得的狂欢机会。“各宰辅自办婶子车，凡宝玩珍奇，希罕蕃国之物与夫百禽异兽诸杂办，献赏供奇互相夸耀，于以见京师极天下之壮丽，……各投下分办簇马只孙筵会，俱是小小舍人盛饰以显豪奢。凡两京权势之家，所畜宝玩尽以角富。盖一以奉诏，二以国殷，故内帑所费，动以二三万记。[23]”，沿途“都城士女闾阎聚观[24]”，整个大都城为之一空。

至于皇城内，《元史》云“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徳殿门，外搭金脊五殿彩楼而观览焉[25]”仅一笔带过。其实“游皇城”重在皇城，皇城内各处观众各各不同。“入福隆宫绕旋，皇后三宫诸王妃戚畹夫人俱集内廷，垂挂珠帘；外则中贵侍卫。纵瑶池篷岛莫或过之。……由西转东，经眺桥太液池，圣上于仪天左右列立帐房，以金绣文锦疙，捉蛮缬结，束珠翠软，殿望之若云锦绣谷，而御塌置焉。上位临轩，内侍中贵銮仪森列，相国大臣，诸王驸马，以家国礼，列坐下方。……自东华门内，经十一室皇后斡耳朵前，转首清宁殿后，出厚载门外。宫墙内妃嫔媵嫱罟罟皮帽者，又岂三千之数也哉？可谓伟观宫廷，具瞻京国，混一华夷，至此为盛。[26]”

游皇城“岁以为常，或有因事而辍，寻复举行。夏六月中，上京亦如之。[27]”关于上都的游皇城，元人杨允孚一首咏上都游皇城诗云：“百戏游城又及时，西方佛子阅宏观。彩云隐隐旌旗过，翠阁深深玉笛吹。原诗注云：“每年六月望日，帝师以百戏入内，从西华门入，然后登城设宴，谓之游皇城。[28]””从诗注和诗的内容看，上都游皇城时间在六月十五日，有百戏、旌旗、玉笛等，与大都相似。另一首元人袁桷所作《皇城曲》云：“岁时相仍作游事，皇城集队喧憧憧。吹螺击鼓杂部伎，千伏百戏群追从。宝车瑰奇耀晴日，舞马装辔摇玲珑。红衣飘裙火山耸，白伞撑空云叶丛。王官跪酒头叩地，朱轮独坐颜酡烘。蚩氓聚观汗挥雨，士女簇坐唇摇风[29]”，除“部伎”、“百戏”以及围观“蚩氓”、“士女”与大都同外，还有“宝车”、“舞马”，富有游牧民族的特色，这似乎是上都游皇城所独有的。

另外，先于游皇城，在二月八日举行的，被称为“游皇城之亚”的金牌大佛游城。

“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舁髙塑像，具仪仗入城。[30]”

“咸于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杂戏毕集，恭迎帝坐金牌与寺之大佛游于城外，极甚华丽。多是江南富商，海内奇珍无不凑集，此亦年例故事。开酒食肆与江南无异，是亦游皇城之亚者也[31]。

可见它与游皇城相似，只是规模较小。其主角“帝座金牌”和“大佛”都来自西镇国寺。此寺颇有来头，在平则门外三里许“乃察必皇后创，盖功德之寺。”[32]察必皇后是世祖忽必烈的正后，裕宗之母。《元史祭祀志》所谓“太子”或即指裕宗。《析津志》所谓“帝坐”大概指的也是裕宗。元代忽必烈之后诸大汗皆出于裕宗。二月八日的游城，大概是为裕宗祈福。

关于伴随着抬神游行的演剧活动，可惜我们得到的信息并不十分详细，因而只能从一鳞半爪的记载中作一点推测。

在官方祀典中的演剧者称“乐人”，又称“行户”[33]、“散乐[34]”、“行院”[35]；所演的有“杂剧”、“杂戏”，有“百戏”等。关于这些名目繁多的的演剧者和演剧活动，《元史》提供了一个最为准确的的答案，在谈到教坊司的参加者时，《祭祀志》说：“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36]”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行户”、“行院”、“散乐”指的是教坊司兴和、祥和两署的“妓女”和“杂把戏男女”；所谓的“杂剧”或“杂戏”其实是“队戏”，而“百戏”就是“杂把戏”。这从《析津志》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仪凤教坊诸乐工戏伎，竭其其巧艺呈献，奉悦天颜。次第而举，队子唱拜，不一而足。[37]”这里所谓的“次第而举，队子唱拜”指的就是各个节目依次上演，其中包括“队子唱拜”。可见，这里的“杂剧”还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可以想象，在这样的游行场合，大概没有时间搬演四折一本的杂剧。可惜没有文献指出游皇城时演出的队戏的演出内容或剧目。

《元史·礼乐志》的乐队部分载有一种队舞名曰“说法队”：

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僧伽帽，服紫禅衣，皂绦；次妇女一人，服锦袈裟，余如前，持数珠，进至御前，北向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三队，男子三人，冠、服、舞蹈并同乐音王队。次四队，男子一人，冠隠士冠，服白纱道袍，皂绦，执麈拂；从者二人，冠黄包巾，服锦绣衣，执令字旗。次五队，男子五人，冠金冠，披金甲，锦袍，执戟，同前队而进，北向立；次六队，男子五人，为金翅雕之像，舞蹈而进，乐止。次七队，乐工十有六人，冠五福冠，服锦绣衣，龙笛六、觱篥六、杖鼓四，与前大乐合奏《金字西番经》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珠子菩萨冠，服销金黄衣，璎珞，佩绶，执金浮图、白伞盖，舞唱前曲，与乐声相和进，至御前分为五重，重四人，曲终，再起，与后队相和。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金翠菩萨冠，服销金红衣，执宝盖，舞唱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冠青螺髻冠，服白销金衣，执金莲花。次男子八人，披金甲，为八金刚像；次一人，为文殊像，执如意；一人为普贤像，执西番莲花；一人为如来像。齐舞唱前曲一阕，乐止。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38]

《礼乐志》所载与之并列的还有乐音王队、寿星队、礼乐队，这三种队舞明确规定表演场合，分别施之于元旦、天寿节、朝会[39]。但说法队却没有表演场合的说明。从内容看，藏传佛教的色彩很浓，参加的九队乐人中，只有第四队与道教有关，其它都与藏传佛教有关。在第八队中还引人注目地出现白伞盖。但从表演形式上看，说法队的队舞与其它队舞一样，是一种自来相传的大曲队舞，属于礼乐雅乐的范畴，还算不上杂剧。但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杂剧中早就出现了有关密教的内容：

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御史台承奉中书省判札付据宣徽院呈，提点教坊司申关，八月廿五日有八哥奉御秃烈奉御传奉圣旨道与小李，今后不拣甚么人十六天魔休唱者，杂剧里休做者，休吹弹者，四天王休装扮者，骷髅头休穿戴者，如有违犯，要罪过者，钦此。[40]

这说明，至迟在至元十八年前，教坊司的乐人已经在排演含有十六天魔、四天王以及骷髅头形象等内容的剧目。这些内容明显是来自密宗。

显然，至少在至元十八年前，这些杂剧剧目出现在游皇城是不会令人感到意外的。

元代的游皇城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抬神游行，二是伴随演剧活动。大都游皇城所抬佛像坛面达三百六十座之多，还有引人注目的白伞盖。白伞盖、帝坐、万岁牌等等其实象征着已经神化的世俗权力，故而也属于神像的一种。游皇城的上述两个特征来自汉地祈神赛社的传统。值得注意的事，游皇城的队伍中除了佛像外，还有关羽神像[41]，充满藏传佛教色彩的白伞盖、佛像坛面和汉地关公像共处一队，虽然在我们后人看来是奇特的一幕，但却颇为符合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种文化多元的现象。元代礼制多揉杂蒙、汉、藏等多种因素，游皇城可为显例。从“国师”角度看游皇城是一场佛事，而在汉地百姓看，则是一场由朝廷组织的皇家祈赛活动。祈赛活动在宋金已颇为活跃，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宗教势力得到空前发展，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宗教活动勃兴，游皇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出现。在游皇城背后，是各类规模不等祈赛活动的广泛盛行。随着元朝的灭亡，藏传佛教失去独尊地位，游皇城等作为异民族异文化的“前朝故事”，很快在后人的记忆中消失，它对杂剧的影响随之烟消云散。只有在历史的残章断简中，我们才可以依稀看见它曾经有过的异样的色彩。但以游皇城为代表的各种宗教活动，作为元代戏剧的重要演出场合，与元代戏剧的勃兴之间的关系仍值得深入探讨。这或许是我们今天探究游皇城作为一个演剧场合的意义所在。

---

[1] 宋濂《元史》卷8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83年，页2139。

[2] 《经世大典序录·礼典·燕飧》，《元文类》卷4，四部丛刊本。

[3] 王恽《吕嗣庆神道碑》，《秋涧集》卷57，四部丛刊本。

[4] 宋濂《元史》卷77《祭祀志六》，页1926。

[5] 熊梦祥著，李致忠等辑佚点校《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页214。

[6] 陶宗仪《辍耕录》卷2，中华书局，1997年，页20。

[7] 释念常《历代佛祖通载》卷22，大正藏。

[8] 见《元史》卷43《顺帝本纪六》。“朵思哥儿”为藏语，意为“白伞盖咒”。“好事”指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祈福活动。

[9] 见宋濂《元史》卷77《祭祀志六》，页1926。

[10] 同注4。

[11] 熊梦祥著，李致忠等辑佚点校《析津志辑佚》，页214。

[12] 同注4。

[13] 宋濂《元史》卷85《百官志一》，页2139：儀鳳司，掌樂工供奉祭饗之事。其屬五：雲和署，掌樂工調音律及部籍更畨之事。安和署，職掌與雲和同。常和署，初名管勾司，管領回回樂人。天樂署初名昭和署，秩從六品。管領河西樂人。至大四年，改為天樂署。廣樂庫，秩從九品，掌樂器等物。

[14] 同注4。

[15] 同注4。

[16] 同注4。

[17] 熊梦祥著，李致忠等辑佚点校《析津志辑佚》，页215—216。

[18] 即西华门

[19] 即太液池

[20] 同注4。

[21] 同注4。

[22] 熊梦祥著，李致忠等辑佚点校《析津志辑佚》，页216。

[23] 熊梦祥著，李致忠等辑佚点校《析津志辑佚》，页215。

[24] 同注4。

[25] 同注4。

[26] 同注22。

[27] 同注4。

[28] 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四库全书本。

[29] 袁桷《皇城曲》，《清容居士集》卷16，四部丛刊本。

[30] 宋濂《元史》卷77《祭祀七》，页1927。

[31] 熊梦祥著，李致忠等辑佚点校《析津志辑佚》，页214—215。

[32] 熊梦祥著，李致忠等辑佚点校《析津志辑佚》，页214。

[33] 《元典章》卷28《礼部卷之一·礼制·朝贺·礼仪社直》，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刊本。

[34] 熊梦祥著，李致忠等辑佚点校《析津志辑佚》页219：“若鼓乐、行院相角华丽，一出于散乐所制，宜其精也。”则鼓乐、行院同属散乐。

[35] 同注34。

[36] 同注4。

[37] 熊梦祥著，李致忠等辑佚点校《析津志辑佚》，页216。

[38] 宋濂《元史》卷71《礼乐志五·乐队》，页1776。

[39] 宋濂《元史》卷71《礼乐志五·乐队》，页1773—1776。

[40] 《元典章》卷57《刑部·诸禁·杂禁》。

[41] 同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