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冥世偈”？

　　资料一：

　　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大致在唐五代前后，不同流传本有一很大的差别——按昭明太子之三十二分法的《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中，晚出本多了六十二个字：

　　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资料二：

　　（一）《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法藏敦煌P2094）

　　昔长安温国寺僧灵幽忽死，经七日见平等王，王问和尚曰：“在生有何经业？”灵幽答曰：“持金刚经。”王遂合掌请念。须臾念竟王又问曰：“和尚虽诵得此经，少一偈者何？”灵幽答王曰：“小师只依本念不知缺何偈？”王曰：“和尚寿命已尽，更放十年活。此经在濠州城西石碑上，自有真本令天下传。”其僧活，具说事由矣。〔1〕

　　（二）《宋高僧传》卷二十五，唐上都大温国寺灵幽传：

　　释灵幽，不知何许人也？僻静淳直诵习惟勤偶疾暴终，杳归冥府，引之见王问修何业。答曰：“贫道素持《金刚般若》已有年矣。”王合掌屡称：”善哉。”俾令讽诵，幽吮唇播舌章段分明念毕。王曰：“未尽善矣！何耶！勘少一节文，何贯华之线断乎！师寿命虽尽，且放还人间十年，要劝一切人受持斯典，如其真本即在濠州钟离寺石碑上。”如是已经七日而苏，幽遂奏奉敕令写此经真本，添其句读，在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之后是也。

　　资料三：

　　署名六祖慧能的《金刚经解义》中，对上述六十二个字有这样一段“解”：

　　灵幽法师加此。尔时慧命须菩提以下六十二字，是长庆二年，今现在濠州钟离寺石碑上，记六祖解在前，故无解，今亦存之。〔2〕

　　达照法师的《〈金刚经赞〉研究》收集了二十多种敦煌遗书，将从《金刚经赞》到《傅大士颂》的演化分三阶段。〔3〕在推断其第三阶段（《金刚经赞》)演变为《傅大士颂》的年代）时，达照法师指出：“它们〔4〕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加了罗什译的《金刚经》，且该《金刚经》有灵幽法师所加‘冥世偈’。因此，加入该经文的传本，最早也是在公元822年之后才出现的。”〔5〕按：公元822年即是长庆二年。虽然著者很谨慎地推论，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在“冥世偈”出现之前，《金刚经赞》已经演变为《傅大士颂》，等到“冥世偈”出现之后，有人将其加入《傅大士颂》中，从而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流传形态……如果上述假设能够成立，则《金刚经赞》是否在公元822年至公元831年之间演化为《傅大士颂》，也需要再研究。〔6〕

　　但就本文所关心的主题而言，达照法师对“冥世偈”中“长庆二年”的说法，是深信不疑的。同书中还提及，他的结论同四川大学张勇博士的看法“大体相当”。查张勇博士之《傅大士研究》，在依据“冥世偈”来推断这一点上，二人是完全相同的。敦煌写本阐述的经文既同于今传罗什译本，四十九颂、五歌要当创撰于长庆二年以后……总之，《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应创撰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至文宗太和五年（831）之间。〔7〕

　　举此二例，笔者想问的是：这样的依据“冥世偈”故事、特别是相关的“长庆二年”来作考据，是否有商榷的余地？其实，台湾国立联合大学何照清教授在她的《慧能与〈金刚经解义〉》一文中，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

　　当何教授在考察《解义》的成书年代时，该书中“冥世偈”部分的“解”理所当然地引起她的注意，但她是疑问多于肯定：“此段话若属实，则是探究《金刚经解义》形成时间的重要关键。长庆二年是西元八二二年，若此话属实，可证明《解义》在西元八二二年以前已经出现……那么这段话是否真确？”何教授还给这段话加了个脚注，颇能道出她连续两个“若此话属实”的心情：

　　今见早于慧能的窥基（632—682），所作《金刚经赞述》已有“尔时慧命……”以下六十二字，且有窥基的述语：“舍卫漏此文，世亲此第三疑……”。若窥基时已见此文，则“灵幽法师加此”之说就不正确。但《续藏经》所录，在窥基此六十二字上亦有“恐后人所补”的附语。那么此六十二字到底何时所加？或许也是探讨《解义》形成的重要关键。然今见唐朝书家柳公权于长庆四年（824）所写《金刚经刻石》也未有此六十二字；因此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8〕

　　本来，这“冥世偈”故事真也好，假也好；罗什译《金刚经》中有这段话也好，没这段话也好，对我们理解《金刚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或者说，它只有宗教意义而无学术意义。但正因其中有加进了“长庆二年”四字，那它的意义就非同小可了。

　　回顾前面已列出的资料，法藏敦煌P2094号《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和宋高僧传卷二十五的《唐上都大温国寺灵幽传》，二者都没有“长庆二年”四字。而首次出现“长庆二年”说法的，当是署名六祖慧能的《金刚经解义》。

　　据《敦煌古籍叙录》考，《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的十八则灵验记中，有九则与初唐人撰述相同，故该记当作于初唐或中唐之时，〔9〕当为现在能够见到的“冥世偈”故事的最早资料。马上有人会问：慧能大师的《金刚经解义》，不也是中唐以前的作品？对此问题，回答如下：

　　当然，如果《解义》真是慧能的作品，那么《解义》就应当成书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出家）至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入灭）间。

　　虽然有文献资料提及，有慧能说《金刚经》的记录：《大正藏》第五十五册，2170《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中（圆珍于唐宣宗大中八年，西元854年），有《能大师金刚般若经诀》一卷；2172《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中（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西元857年），有《金刚般若经诀》一卷；2173《智证大师请来目录》中（智证“即圆珍”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西元858年），有《金刚般若经记诀》一卷（曹溪）。另，《新唐书·艺文志》卷五九，载《慧能金刚般若经口诀正义》一卷；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六《经籍考》五十三中，录《六祖解金刚经》一卷。

　　但上述资料，支持度不够！一卷本的《诀》、《口诀正义》、《解》，与二卷本的《解义》，终究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而反过来，否定的证据，却有力得多。

　　首先，沙门智？撰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的《开元释教录》，未见六祖《解义》。此时距大师圆寂不到二十年，而《开元释教录》的体例完备、考订严密，是人所共知的。

　　其次，何照清教授的四点质疑，似乎无法回避：一、慧能及其弟子，尤其是神会的相关文献中，都未提及慧能注《金刚经》事；二、明末憨山大师，以“中兴曹溪”为行愿，其《金刚决疑》，却没提到六祖注；三、历代中国人编的《大藏经》，都没有收入任何一种慧能注《金刚经》；四、迄今为止，引用《口诀》或《解义》者，全是宋以后的作品。〔10〕

　　所以，虽然古往今来学者们作了诸多研究，有的说现行二卷本《解义》非慧能所说，有的说思想上还是慧能或其后裔的，〔11〕但无论如何，就笔者论证目的而言，二卷本《解义》晚出，当是肯定的了。

　　既然如此，晚出的《解义》，却比早出的《灵验记》多了精确的年代，怎不叫人起疑？

　　如果我们因无法确定《解义》到底晚到哪一时代，而将目光转向下一件记录“长庆二年”的资料的话，就要一下子跳过数百年，才能看到刻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道川依《解义》注的《金刚经注》，再次重提“长庆二年”故事。〔12〕道川的活动年代，在南宋建炎年间。他的《金刚经注》后来被收入南宋绍定四年（1232）杨圭所编四卷本十七家释义，后洪莲演为五十三家注四卷。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明成祖“间阅诸编，选其至精至要、经旨弗违者，重加纂辑”，摒除五十三家本中传为梁昭明太子所作三十二分分目，略减注者数家，裒成一卷《金刚经百家集注大成》，道川注几乎全数收入。由此可见，以“长庆二年”为标志的“冥世偈”故事，要到宋明以后，才得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