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3年出国的时候,心理上曾有过很大变化,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出国前,我给自己设定了目标:要把佛法传播到世界各地。一出国,才发现自己言语不行,最大的感觉就是,本来我以为自己能说善道的,出国后人就变“哑巴”了,所有的沟通必须要用手语才能实现。
这时,我深切地体会到,人在一生中要经历很多次“从大人变婴儿”的过程,换了一个环境、领域、专业,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学习。所以后来我经常说,人不要以为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长大了也不代表你什么都会,其实一生中要经历很多次重复当婴儿的过程。
那时候我最大的放下,就是在心里放下了“我是大人”的想法,然后才能放下所谓的身份。因为身份只适合在特定的地方面对一群特定的人;当你失去那个特定的地方,那群特定的人,你的“身份”随着他们的远离,自然也就消失了。但是很多时候,人们最放不下的就是这种已不合时宜的身份。
我记得第一次出国是去尼泊尔,因为要赶路,我们一群人必须要跟尼泊尔贫民去挤巴士,一个只有20多个位置的小巴,里里外外要塞100多人,那是什么概念,里面塞四五十个人,人挤人,有好多人坐到汽车顶上把放行李的地方也占了,还有些人挤不上去就把脚卡在车上的某个地方,用手抓住窗户站到外面,五六个人分两边站着。
从口岸到尼泊尔边界非常远,我当时就想:从来没坐过这么挤的车,为什么要挤在这一群人当中?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后来我们又到了印度南方的寺庙,刚到时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自己也在想:我来这里是要干嘛?相信很多人也有过这种想法,在某种环境下,突然问自己到底在干嘛?何苦要这样。这就表明,还没有放下。
没过几天,我们就被安排去一个寺庙帮忙,寺庙里有一个会,有一群客人要来,让我们负责给人家倒茶。我一听,脑袋“嗡”了一下,心想:我干嘛要给人家倒茶?以前都是人家倒茶给我喝,我堂堂一个活佛怎么能去给人家倒茶?当时还没放下自己的身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叫上车了,然后就被送到一个小寺庙。
那个寺庙比我们藏区的庙小得多,来的客人类似于当地的村官。我一看就不想干,掉头就走。领我们去的人说:“你们不是寺庙派来帮忙倒茶的吗?怎么自己跑掉了?”我说:“我生下来就不是给人家倒茶的,对不起,我走了!”然后我叫了一辆三轮车,跑掉了。
走到半路我就问自己:“你是谁啊?你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遵从人家给的命令?你到了这个地方,人家又不认识你,毕竟人家还给你提供住的地方,吃的东西,为什么叫你做点小事你不愿意做?”那会儿我就有点后悔,很想返回去倒茶。但因为语言不通,只会跟司机讲我要去的地方,不会讲如何返回,就没能返回去。
第二天,我在佛学院又接到了新任务,说今天轮到你们寝室的人去扫厕所。我们在藏区连一个像样的厕所都没见过,洗厕所对我们来讲就更是笑话了,闻所未闻。我脑子里又“嗡”的一下,心想:叫我洗厕所,是不是又在欺负我?有点受到羞辱的感觉。
后来一想:不对,这边是热带,很多地方要经常保持干净。既然我要在这里待下去,就得学会做这些事情。想通了以后,我就跟我的喇嘛们讲:“今天轮到我们洗厕所了,我们一起去
。”然后我们把厕所、洗漱间擦得干干净净。这些经历和我以前在藏区时落差很大。之前在藏区的寺庙里,活佛的地位很崇高,老百姓对活佛极其虔诚。所以,突然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你的地方,做打杂的事,过那种生活,刚开始心里的“我执”还是存在的,但到最后想通了,也就放下了。我们常说:放下,放下,人们总觉得放下很难,其实放下就是想通了。
面对现实时你想通了,才不会因为现实跟你的理想产生冲突,就不敢面对现实。从那以后我告诉自己:你离开了熟悉的环境,最大的问题是首先要认清自己是谁,然后就是接下来要怎么办。而不是什么要不要传教,是不是个活佛,是不是有个所谓德高望重的身份……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摆在你面前的是生活,生存最重要。
当人们从某个位置上退下来,或去到另外的城市生活,甚至跳槽去了另一个单位,重新组建一个家庭等等,当外境发生变化时,你自己一定要有个积极的态度去适应环境,放下过去,放下“我是大人”这个想法,在当下的立场上,想通、前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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